外交家在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或许是最懂得国家的贫弱与落后、辛酸与羞愤的人群之一。他们站在与列强周旋的风口浪尖，率先看到中国被分割蚕食时的利益图谋，也率先看到了西方文明在近代开花结果的遍地盛景，而他们回过头，身后却是一片风雨飘摇的神州，和千千万万个尚未在沉睡中醒来的国民。那种忍辱负重的孤独，那种在醉与醒之间感叹的凄凉，也许近代的外交家们感受得最深。在近代的外交家中，有不少是贪生怕死、明哲保身甚至贪图私利的庸才与小人，但也不乏眼光长远、为国誓死力争的英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沙俄乘机占领了沈阳；11月，负责沈阳事务的增祺私下与沙俄签订了一个实际上由俄国人控制东三省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这种愚昧自保的做法，让后来负责周旋的外交官员吃尽了苦头。在清廷得知《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一事后，大为震怒，将增祺撤职，改派工部右侍郎杨儒与俄国交涉，要求另行立约。当时沙俄密谋一番后，改头换面另拟了12个条款，逼迫杨儒签字。杨儒发现其中损害国家主权的图谋后，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谈判21次，坚决不签。沙俄见此路不通，花重金收买威逼李鸿章，李鸿章随即电报告知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酌情画押，勿误。”杨儒此时强有强敌，后无援手，只好以皇帝没有明确下旨为由，硬撑着不签。也正因如此，当年的谈判桌上，才有了如此一番对话：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如果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

    杨儒当即反驳：“私自画押，该当何罪？我惜只有一头颅耳！”

    维特马上为杨儒铺好后路：“日后如欲加罪与俄签约之人，俄必予保护。”

    杨儒愤懑难当，厉声回复：“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

    数月来与俄国人的周旋让年迈的杨儒消耗了太多的精力与体力，谈判后在使馆门口下车，杨儒迈出一步就摔倒在地，中风不语，第二年死在外交任上。杨儒的遗憾是没有在咽气前完全收回东三省的利益，但他忠贞刚强的气节却深深影响了另一个人。他与俄国人之间的每一场抢夺都被一个全程陪同的年轻翻译官看在眼里，那个人就是日后成为民国第二任总理，民国首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