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坛的明代鎏金铜编钟为明代所制，共16枚，从明永乐皇

朱棣开始，历代封建皇帝都是在这些编钟清越悠扬的敲击声

中，跪拜在金碧辉煌的祈年殿内，祈求上苍保佑国家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江山社稷平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少校道格拉斯从天坛掠走了一枚明代鎏金铜编钟，带到了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编钟作为战利品陈放在印度一骑兵团军官俱乐部里。当时正在服兵役的印度青年乔希，知道这枚编钟的身世后，一直想着将这枚珍贵文物归还原主。数十年后，乔希成为印度一名陆军参谋长。1994年，乔希率领印度军事代表团访华，携带着这枚鎏金铜编钟，郑重将这个特殊的礼物交给了当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张万年手中，乔希了却了多年的心愿。1994年，这枚编钟回归天坛后，只在天坛的祈年殿东配殿展出了一个月，后考虑到技防措施不够，便不再展出。2012年祈年殿大展开幕时，其复制品在展厅内首次亮相，代替真品接受世人的瞩目。目前，该套明代鎏金铜编钟的另外15枚仍下落不明。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的建

议，在全国不少军事重镇新修城墙并加高加长加固。这种城砖

的烧制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城砖烧制任务分配到地方，由各

地知府作为总负责，知府以下有"同知"、"判官"等提调官协调

完成任务。另一种是军队烧制，由当地的驻军长官"千户"、"百户"负责烧制。万历年间的城砖主要由军队烧制。墙上的文字砖体现了当初的生产责任制，城砖上的文字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如城砖的生产地、城砖的数量、砖户名、负责的提调官，具体办事小吏、烧窑匠等人的姓名均镂刻其上，城砖的书写格式有统一的要求。这样一来，如果城砖出现质量问题，则可以根据"文字砖"上的内容，直接找到相关人员，追究其责任。铭文是十分严格和讲究的。对制砖的地方、制砖的时间都有明确的记载，对监造人，制砖人、烧窑人、制砖费用承受者和地方具体负责操办事务的官员都有详细的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