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行走在山西洪桐（四）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

　　明初移民使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元末战乱的创伤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疮痍尚未及医治，“靖难之役”却接踵而至了。朱元彰去世后，其孙朱允Χ继位，号“建文”。此人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觊觎江山，危机四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朱允Χ便采取“削藩”的措施，其叔父燕王朱棣大为恼怒，以入京诛*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建文帝发兵北剿，冀、鲁、豫、皖又成了两军鏖兵的战场，你进我退，拉锯战长达四年，四省的百姓遭了大殃。《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受传统思想影响极重的中原百姓对皇帝愚忠，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更恼了朱棣，于是便对百姓大肆诛戮，中原百姓又经受了一场灭顶之灾，苟生者纷纷逃难，中原一带成了千里无人区。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明朝建立时山西的蒙古王爷未加抵抗就缴械投降，所以那里没经战乱，人口仍然众多。
　　时局安定之后，朝廷为了发展经济，巩固新政权，仍然采取了移民政策。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到了十八个省的四百九十多个县市的八百八十二个姓氏。山西是人口稠密之处，而当时的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担负民众外移自然首当其冲。相传，当时洪洞城北一公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香客不绝，又是古来驿站，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于是，这里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山西《洪洞县志》以及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七次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迁往中原一带，并给所迁之民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当地官府人员在树下为被移之民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然后发给一应物品。被迁者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时总割不断故土之情，他们凝眸古槐，见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想着自己这一生不一定能返回故土了，为了让子女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有朝一日回来时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老家，就指着孩子们最好记的大槐树和上边的老鹳窝说：“不要忘了，以后若能回到家乡，记不住咱的村庄，就先找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然后再慢慢找自己的老家。”并对他们说：“到了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从这大槐树的老鹳窝底下出去的，彼此要互相照顾！”以后不论走到山南海北，只要一说是老鹳窝底下的人，都亲热无比。中原地区少见老鹳而多见老鸹，后来人们就把“老鹳窝”说成了“老鸹窝”。
　　在后来人的心中，“山西移来者”的观念影响是深而又重的。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由陕西打往北京，一路对百姓秋毫无犯，但后来进入山西洪洞县，却突然不是那么秩序井然了。李自成拿几个带头违犯纪律的小头目问罪，审问之后，得知士兵们原来都是“大槐树老鹳窝底下的人”，混乱是出于对家乡的感情，不但没有问罪，反倒放假三天，任将士们寻亲访旧。又有资料显示，辛亥革命时期，山西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巡抚陆钟琦，张锡銮受袁世凯所派，率卢永祥部去就任新巡抚。卢永祥军一路烧杀掳掠，但士卒到了古槐碑亭前却下马，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长跪不起，原来他们都是明朝古槐树下移民的后代，虽然沿途肆虐，到了那里也不敢有背祖宗。
　　明朝的移民对当时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免租三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便由洪武十四年的三百六十六万顷骤增至八百五十万顷，全国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种经济繁荣与当时的大迁徙是有直接关系的。同时，这种迁徙也促使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但这只是从大道理上说，而对当时被迁徙的每家每户来说却都是莫大的悲哀。明统治者定出的移民条律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姓同宗者还不能同迁于一地，好好的一家人便被拆得七零八散。同姓同宗者为了和亲人迁到一处，不得不改姓。有的因恋家而半路逃跑，被追回后要受残酷的惩罚，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在脸上用刀划成标记。如此所受的心灵上的摧残、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被迁徙者心中几十年，甚至以后的几代人心中都难以弥合。“老鹳窝底下”的惨痛记忆一直延绵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