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到军队服役，无一不想父母，不想自己的家。在部队，要缓解恋家情结，除探亲假外，平时只得靠书信来疏解。过去，粗放的通信手段，一来一往，每月难见一次家信，难解心头之渴。所以，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探亲假上。

六十年代初，为应付战备需要，部队充实了很多兵员，到了文革时期，又停止了两年征兵工作，到一九六八年冬重启征兵工作，连队兵员老化，已经积存了1958至1967年9个年度的兵员。期间，至少有5个年度的老兵都需要分批回家探亲。

连队的探亲假是“轮资排辈”的，一批接一批，每批最多两名，中间还要插进有特殊情况者探亲，军龄短者就更难轮到探亲了。我1962年夏天入伍，在我前头还有4个年度的老兵，到1965年，我服役期满，继续留队，可我前头的老兵还没轮完探亲，他们是我探亲的“障碍”，眼见他们背着大包小包探假，既羡慕又心急，几乎急不可耐，我曾几度向连队领导申请过。左等右盼，坚持到1966年底，也就是我服役四年半，好不容易轮到我探家。

当时正值初秋，首次回家，总不能空着双手尴尬地回去，于是，用我每个月才六元津贴省下的零钱，买了福建特产桂圆干、花生、笋干等土特产，装了满满的两大袋（一个是入伍时带到连队的旅行袋，还借了一个大袋子），在未开放年代，这些福建盛产的东西在上海根本看不到，是一种稀有食品，非常珍贵，这些东西也是家乡当地政府年底作为慰问军属享用的高档赠送品。

记得启程那天，入伍后，极少出“远门”的我，兜里揣着请假单、军人身份证，身着军装，挑着担子，从山区营房出发，徒步十多公里到达鹰厦铁路前场站，该站位于厦门近郊，离厦门还有三站，是当年我们入伍时的下车站，一到这里，使我立刻想起了当时在站台上，由接兵干部点名分兵、同乡人各奔东西、依依惜别的场景。

前往鹰坛的火车缓缓进站，我登上列车，重新体验四年后乘坐火车的味道，给我的感觉是“面貌依旧”。火车外表仍是绿色铁皮，车头还是烧煤的蒸汽动力，铁轨照样是五十米双轨单线，速度仍旧非常缓慢。前场站是途经站，厦门上车的乘客已堵满了车厢，过道里、厕所边都站足了人，其中绝大数是别着红袖章、佩戴毛主席像章、穿绿军装、戴军帽串联的红卫兵，他们享有国家最高待遇，全部是免费乘车的贵客。我没有奢求坐位，全程被乘客挤站在过道里，侧身靠在车厢壁板上，用两腿交互休息的办法来维持体力，没有水喝，没处坐下，更无机会走动，里面又闷热，气味难闻，感觉要晕倒似的。由于是单线铁路，经常要进站停车或线上临时停车，让别的列车通过后，本列车才能继续前行，全长705公里99座车站的鹰厦铁路，仅让车而停车的时间占了近一半，记得全程列车足足开了19个小时之多。到了鹰坛，等了两个小时，换乘广州至上海的49次列车，依然单线，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背景下，车内满是红卫兵，同样拥挤不堪，一路颠簸，我回家心切，倒也没觉得什么，经过31小时的车程才到上海站，已是深夜时分，好在出站还有无轨电车可乘，到了徐家汇终点。已无开往郊区的公交车，接下去的路程，只得用自己在部队练就的“铁脚板”来完成。我又挑着担子，顾不上一路的艰辛，在灰暗的夜色中沿着早已熟悉的路途，往郊外的家乡步行而去。

文革中的上海，虽然有些混乱，但治安尚好，路上，夜深人静，除了能听到野外曲曲和蟋蟀低微的呜叫声，一概平静如常，所经之处，非常安宁。我只身一人，在狭长的小路上走着，四周望去，透过夜幕，朦胧中看见家乡平坦的耕地、泛动的河水、拱起的石桥、错落的房屋，走着走着，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我的村庄，走过前四排房屋，就到了我的家门前。此时，家门紧闭，家人都在熟睡之中，我在门外等了好久，总是在想，离家四年半了，家里怎样了，父母老得怎样了，兄妹怎样了，他们见到我，会有怎样的心情，我要以怎样的情感面对他们……，后来，我还是一次又一次敲门，把父母从熟睡中叫醒，听到是儿子回来了，立即翻滚起床开门，弟妹也出来迎接，我和家人重逢相聚，看见父母有些老了，弟妹长大了，心情悲喜交加。

此次探亲往返在内，共12天，走亲访友之后，很快就踏上了返回部队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