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舅，母亲之兄弟，几乎家家都有。在奉行封建礼教的年代，调解家庭矛盾，娘舅是象征把握公平、公正的人物，其权威至高无上，勿庸置疑，凡遇家中子女与父母发生矛盾需要评断是非时，娘舅是当仁不让的调解人。但在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新时代，娘舅的权威似乎每况愈下，逐渐从调解的主要角色上消退下来，很少愿意出面调解。因而，诸多家庭矛盾的调解转由政府司法、新闻媒体和社会力量出面调解。柏万清、裴律师、黄飞珏等《新老娘舅》节目中的调解员，就是替代娘舅，伸长正义、主持公道、公开调解的“媒体娘舅”。

上海电视台每天一期的《新老娘舅》栏目，自二零零八年开播以来，已有七年之久，播出千余期，其收视率居高不下。人们对“媒体娘舅”的信任度越来越高，已经把他们当作调解家庭矛盾的共公资源来享用，因而，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邀请自家娘舅到场调庭，而是勇敢地走上银屏，接受“媒体娘舅”的调解。产生这一更替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解决问题的影响面不同。受“家丑不得外扬”的束缚，娘舅调解矛盾仅限于某个家庭，在家庭内部展开，只对家庭成员透明，外人很少知晓他们的内情，影响面局限于家庭个体。而“媒体娘舅”调解，完全跳出小家庭圈子，面向全社会，在媒体上公开进行，处于全透明状态，外人都可以参与评判，孰是孰非，自有公论，而且，调解结果及落实情况，还将接受人们的监督，其影响面放大到了极致。

二是调解人的心理状态不同。娘舅与调解对象都是平素相处的亲属，有直接的联系，受情感因素影响，思想顾虑较多，发表意见畏首畏尾，不愿得罪人，该说的不说，该评的不评，放不开手脚。有的娘舅感情用事，即使说了、评判了，或多或少还会带些倾向性。而“媒体娘舅”是局外人充当局内人，但与调解对象毫无关系与瓜葛，没有思想顾虑，更不怕得罪人，故能放开手脚，铁面无私，以理服人，不带丝毫倾向性，该说就说，该评就评，能够说出娘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评出娘舅想评而不敢评的理。例如，柏万青这位“媒体娘舅”，在评判某人极端行为时，疾恶如仇，真诚爽快，拍桌子，高嗓门、瞪大眼的举动，娘舅在家庭调解时一般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是调解的精准度不同。娘舅是调解家庭矛盾的个体，分析判断问题的思想观点与方式方法，脱不出个人素质和能力水平的局限，不可能充分运用法律的武器充分说理、解疑释惑，往往顾此失彼，有失偏颇，使调解对象有的满意，有的不满意。而“媒体娘舅”所调解的数千件案例，是从全市无数家庭矛盾中遴选出来的典型案例，涵盖了家庭矛盾的方方面面，在调解实践中，他们不断总结经验，人人都有一套迎刃而解的调解之道，形成了调解家庭纠纷的智囊群体，他们站在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以及社会舆论的高度，摆事实、讲道理，全面剖析产生家庭矛盾的前因后果，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责任大小，利益分配，讲得泾渭分明，清清楚楚，使调解对象心悦诚服，乐于接受，有不少濒临破碎的家庭修复“疮伤”，有很多面临分离的夫妻言归于好。

四是调解结果的事后监管不同。娘舅调解大多是一次性的，听就听，不听就算了，其权威可想而知，因此，事后情况如何，娘舅一般不会怎么关心。更不会再次出面调解。而“媒体娘舅”在现场调解结束后，有的还会给家庭成员设置一定磨合期，并进行跟踪，观察其调解结果的落实情况，表扬落实好的，对落实不够的家庭，继续做调解工作，以巩固媒体调解的效果。

   总之，人们越来越习惯诉诸媒体，让“媒体娘舅”出面解决家庭“顽症”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个中原因，没有别的，只能说明人们的法治意识正在不断增强，调解家庭矛盾的手段正在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