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欲盖弥彰，景帝受骗上当，错杀忠臣晁错

晁错是孝文帝刘恒的太子舍人、门大夫和家令，也是孝景帝刘启的御史大夫，且受其宠幸被尊称为“智囊”。就是这样一位景帝身边的大夫，最后替死在皇上之手。本文认为，他的死实际上是七国之乱的牺牲品，是皇上的替罪羊。晁错之死，表面看来皇上是凶手，但真正的元凶是吴王刘濞。

刘濞在预立景帝刘启为太子问题上，对晁错等人就有忌恨。孝文帝刘恒继位，在预立太子时，曾有过争论，大臣们，当然也包括身为大夫和太子家令的晁错，主张帝位必传于子，孝文帝因不让外界误以为自己忘记有贤德的人，提出要传帝位于叔叔楚王刘交、二哥刘仲之子吴王刘濞、同父异母的弟弟淮南王刘建，但最终因在大臣们力挺之下，仍预立自己的儿子刘启为太子。作为以后七国之乱的首要发起者刘濞，在这场太子之争的斗争中，充当了刘启的失败者，仍然当吴王，试想，他在吴国怎能心悦诚服地安于自己的王位？又怎能对晁错等朝中大臣不怀恨在心呢？

刘濞利用袁盎与晁错矛盾，派遣得到刘濞好处的袁盎，虚构假像，游说景帝，转移视线，欲盖弥彰，迫使景帝杀害了晁错，达到了进一步造反的目的。袁晁素来矛盾深重，两人从来没有同堂谈过话，景帝继位，袁盎因晁错案验收受吴王财物而被皇上赦免为庶人。吴、楚造反的消息传到京师，晁错认为袁盎有意替吴王刘濞藏匿隐蔽造反之事，便又想治袁盎之罪。袁盎得知后，非常恐慌，便设法入宫进见皇上，他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矛头直指晁错，将朝庭削藩减地的罪责全都推到了晁错一人身上，把吴、楚造反的原因，说成“主要是因为晁错的缘故。”还对皇上说：“只有尽快斩掉晁错，拿来向吴国谢罪，吴国才可能罢兵”。后来，吴、楚、赵、胶西、济南、菑川、胶东七国刘氏侯王，果真以诛杀晁错的名义，联合起兵造反。在此情况下，皇上完全相信袁盎之说，坚信只有斩杀晁错，吴王才能罢兵，于是景帝就下令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把他杀了。

皇上杀死晁错后，原以为就此可以安抚诸王而停止造反，但事与愿违，诸王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仍不肯停止其造反行动，叛军大举西进，包围了梁王都城瞧阳。景帝这才恍然大悟，不得不派遗大将窦婴、太尉周亚夫，带领部队平定了这次叛变，杀了造反的诸王。改封新的刘氏诸王。

其实，晁错之死是怨的，即使死，也应死于刘濞等诸王之手，而绝不应该死于景帝皇上之手。

这是因为，早在孝文帝时，晁错好几次上书说到要更定法令，削弱诸侯势力，但均不被文帝所采用。景帝继位，晁错为内史，私下陈说此事，皇上每每听取，他凌驾于九卿之上，更定了十三章法令，建议削减诸侯的土地，收取其国四边的郡城等等，而且在皇上的旨诣下，加以付诸实施了。这样，晁错就成了诸侯们非除掉不可的心头大患。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对景帝说：晁错恐怕诸侯强大，没办法加以控制，所以请求要削减其土地，以尊崇京师，这实在是万世的大利呀！意思是说，晁错的计策和建议是替皇上着想，对巩固皇权，维护汉室的社稷江山有好处，既然法令经皇上同意，下诏实行了，就应该赞赏和保护晁错，怎么能又出尔反尔杀死他呢？晁错岂不成了死于皇上之手的怨魂了吗？当然，皇上杀死晁错，也是他的受骗上当造成的。

诸多史书记载，吴王刘濞蓄意造反有数十年了，而孝景帝在位才十六年，可见七国诸侯的造反之心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主要矛头还是指向皇上，而不单纯在于杀死晁错，晁错只是当了个替死鬼。正如邓公所言：“吴王蓄意造反已有数十年了啊！因为削地而发怒，故以诛杀晁错为名义，但他的本意并不在杀晁错呀！从此天下的人都将闭口，再也不敢进言了”。“皇上在削减诸侯土地计划刚实行之际，竟然杀戮晁错，对内杜绝了忠臣的口，对外反替诸侯报了仇，陛下实在不该如此”。皇上听了邓公这翻话，沉默了好久，才开口说道：“你所说的实在不错，我对这事也是感到有点悔恨。”看来，事后景帝对错杀晁错之事也是有所省悟的。

史太公在史记101卷末说：常言道，“变更古法，混乱常理，不死则亡”，莫非指的晁错这一班人的吧！这预示着必须谨慎变更古法，切莫大意。

有关晁错之死的情节，在《史记》第11、101、106、118卷中都有记载，读者考察晁错在七国之乱中的死因时，可把这几卷一并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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