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本《辞海》”面临生存危机

○许石林

《辞海》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意义，这是毋须质疑的。地球上，水面在萎缩，但《辞海》在扩张，其扩张的速度与词语产生的速度基本同步，即到了当今社会，交流范围的扩展与方式的便捷，使得词语的产生与交流十分快捷，因而给了不断修订、增补的《辞海》一项繁重的任务，即要及时收录曾经在人的生活中产生过和正在产生影响的词语。

按照习惯的思维，修订《辞海》是专家们的事儿，公众似乎掺和不上，因为掺和不上，以至于似乎不该掺和。但是今天，公众的意见已经在媒体上掺和了，对新修订的《辞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公众今天能够掺和，即议论甚至批评指责《辞海》没有收录诸如“超女”等等这种公众认为应该收录的词汇，也是当今信息产生和交流传播条件的必然结果。一是“书话同文”的写作方式，导致了写作的门槛不高，不是产生了几不少读书不多但能写东西的成功人士吗？二是现今的词汇不仅仅产生在学者的文字里，更多的产生在公众的口语中，即公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公众能够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以人数众多将某种概念约定成俗，即达成公众共识。比如“鸟巢”，按照传统文化的寓意里是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大标志性建筑的名称的，但在今天就能实现，这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标志。当然，公众话语也不是要全部实现，比如“大裤衩”这种名字就只能在民间流行，进入不了正式公文，家还是人民当，但不能做这个主。

不用再往下捋，就可知以传统的采集、筛选等等方式修订《辞海》，显然跟不上词语的变化与变异。即传统的印刷版《辞海》，也可以说是“纸本《辞海》”，面临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它亟需解决容量更新的速度问题。一般的网络词语搜索功能，尽管也起到了查阅的作用，但由于缺乏权威性，不能替代《辞海》的地位和使用功能——上海某博士对“卧槽泥马”一词出自《战国策》的搞笑解释，就足以颠覆非专业网络查阅的准确性。

因此，《辞海》需要一个权威的网络版，除了公布《辞海》的最新修订内容，在已经修订的内容栏目之外，设立公共参与的板块。也许《辞海》已经有了这种功能，对网络技术不熟悉的我不了解而已。

那些为新版《辞海》中没有收录“超女”等等词而不平的人，其实不妨等一等，说不定下一版的《辞海》就有了你们所渴望的内容。公众很计较自己心仪的词汇入选《辞海》，好像在争取某种权益和待遇一样，有时候显得很激烈。如果人人都能保持自己很计较的态度计较学问、计较文化、计较公正公平，事情就好办了。

有人很计较什么词汇入不入《辞海》，但有的人根本不关心这个——民国时期学者古直先生隐居庐山设帐授徒，杜宣等人去拜师求教。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宣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闻听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回答：“学生我有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听了更加愤怒：“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气氛缓和，古直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可想而知，倘若古直先生在世，他就不计较《辞海》收录什么词条，他根本就不用。世上有古直这样的学者和博士生导师，也就不会出现博士对“卧槽泥马”一词出自《战国策》的搞笑诠释。

要是有了网络化的《辞海》，也同样不会出现“卧槽泥马”一词出自《战国策》的搞笑诠释。

《辞海》走的应该是专家编辑路线，现在，被网络培育起来的公众，在这种问题上，使用了他们的话语权，这对新修订的《辞海》是一个压力，但是《辞海》本身要有生存危机感，要有活着的感觉，就要服务活着的人，就要使用率高。不知道如果做一个调查，纸本的《辞海》使用率到底有多高？《辞海》要想服务更多的人、要想本身在网络时代不沦落成为一个词汇的纸本备忘录，不进行网络化是不行的——也许已经有了网络《辞海》，但很显然被别的网络肢解了，成为了别的网络的资源。由于被肢解，资源被侵占，网络《辞海》本身的主体价值没有呈现。

2009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