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佣的经血与人的安全感

○许石林

这条新闻可能会令读者感到恶心——香港一名外籍女佣因为给雇主炒菜时，加了自己的经血，被雇主发现报警。香港警方在对女佣进行控告并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又撤销了指控，女佣被当庭释放。香港律师对此的解读是：尽管女佣将经血混入雇主的菜中，但没有证据证明此举对雇主有实质性的伤害，故很难将女佣列入被告，雇主若要追究，只能以民事方式追讨。

不过，女佣对自己的举动有另一番解释——当着警察的面，女佣承认的确给雇主的菜中加了自己的经血，但她说她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其发挥一种“魔力”，因为雇主莫姓女主人两年来对女佣的工作经常训斥和责骂，女佣希望借此改善她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这类案件在香港并非孤例，此前也出现过。也就是说，在一些外籍女佣那里，这是一种“文化”，不是一种针对雇主的伤害。

当文化遇到法律，问题就出来了，即法网恢恢，但却解释、解决不了文化的所有问题。法律滞后社会现象、法律跟在问题后面跑的本质在这里也显现出来了。信奉法律万能主义者不妨在此问题上多停留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

无论是文化还是法律，协调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是靠法则来维系的。香港法院对女佣的当庭释放以及对此事件的法律解释，必然令许多人不理解和不接受，但香港的法制社会里，人对法律和法庭判决有必要的形式上的遵守自觉，其社会机制也提供了别的申诉途径，比如寻求民事追讨。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证明：法律不是人与人之间维系关系的至高法则。

从前中国人心中对上天和鬼神等等超现实的力量还有一种迷信式的认知的时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怪异文化一支细流中，就曾有这种东西：整蛊文化。比如木匠为哪家筑屋，受了主人的仇家之贿赂存心整蛊陷害主人、或是在建筑过程中发现主人为富不仁、或是嫌主人招待得太刻薄，也有出自木匠自己的嫉妒之心等诸多原因，会在主人的房屋某处暗设一处小机关，只有木匠自己知道，据说这样一来，主人的房屋变便会家宅不安、或是经常遇到邪辟事、或是生意损赔、或是婚姻不幸、子孙不藩、或是官场倾覆等等。

这类似女佣将经血放入主人的菜中，两者的区别在：女佣的“经血崇拜”是希望对双方有益，但却对一方有实质性的伤害；而木匠的整蛊却是损人不利己。但后者正因为损人不利己，所以在传统文化的道德定义设置中，自然就有了对这种文化的消解和抑制，即尽管哪怕主人应该被整蛊，但木匠轻易不可出此损招，此招不仅损主人，更损自己。损自己——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定义设置中，最关键的内容。要没有这个道德定义设置，天下还不是木匠的了？历史还不由木匠写了？在这里，人与人之间，道德法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尽管木匠使坏的伎俩广为流传，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也不过是民间的小道消息和捕风捉影的事后闲谈而已，并无实质性的、规模性的实证。

回到现实——有位朋友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叙说他的经历：在某酒楼吃饭，亲眼见到服务员端菜途中，趁人不注意往菜中吐口水，而这一情景恰巧被上厕所路过的他看见。他猜测可能是该服务员受了霸道的客人的无理斥骂，以此泄愤报复。我也曾经几次听朋友在饭桌上柔声细语地央求式地与服务员沟通，完了小声说：要对服务员客气点儿，要不然他们会怎么地怎么地。

果真是人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就会表现人的各种关系中。当道德法则普遍不再被尊崇的时候，人就在自觉地寻找别的法则，比如食客与服务员之间，就寻找到了一种临时的相互比赛卑贱、相互讨好的法则。

再放大食客与服务员的关系，就是类似“三鹿奶粉”事件了。道德完全退化，对上天鬼神等等超现实力量的迷信式认知也荡然无存，在利益的驱使下，无所顾忌地加三聚氢胺——他们不认为这伤天害理，因为“天”和“理”这种道德层面的词汇和概念在他们那里已经死亡多时了。

文化不安全，人们没有在意；道德不安全，人们也不在意。只有食品卫生安全有了危险，人们才在意了。于是寻求法律解决，结果法律就碰到了类似女佣经血事件一样的问题：跟在问题后面跑，滞后于现实。虽然从法律和行政的双重途径已经处理了事件，但是人们还能就此把心放回去吗？

又让我想起了北宋初建，赵匡胤欲迁都到洛阳，因为洛阳易守难攻，而东京汴梁四周不够险峻，不利于防守。朝议中，他的弟弟赵光义说了一句：京城安危，在德不在险。这话好像很书生气。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相互依存，才有真正的安全感，那么，赵光义的这句很书生气的话：在德不在险，却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2009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