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海归”变成“海待”?

○许石林

金融海啸袭击之下,港深就业市场惨淡,多个行业人才需求量大幅下降.一度不太吃紧的"海归"就业难问题,又成新难题,许多"海归"将变"海待",已成眼见的事实.

说一个关于"海归"变"海待"的故事----

我得罪过一位小兄弟：他那时正在追我的另一位品貌俱佳的女性朋友，我作为女方请去的“灯泡”和这位小兄弟吃过两次饭，我对这个英气勃勃的青年人印象很好，只是觉得到底是年龄太浅，有些想法不切合实际，比如他可能要给女方一个信心，表明他是有志向的人，他说他这辈子一定要读完哈佛的博士，才回国娶她。后来在女方的口中，我感到这小兄弟对哈佛的迷恋极其深重，他把自己种种不如意的现状很大原因归结于自己的学历不够硬、读的大学牌子不响亮，他相信以他的聪明才干加上如哈佛那样的牌子，就一定比现在干得更好，活得更精彩。

这样的话，我听女方后来又说了几回。“为人谋而不忠乎”，我忍不住向品貌俱佳的女孩儿说了自己的看法：世界名牌大学当然好，当然能培养出人才，可不是什么人把自己往那口缸里一蘸，涮巴涮巴，他就成口菜了。芥疙瘩永远成不了嫩黄瓜，关键看自己是哪块材料儿。中国人已经开始不再迷信西方了，就是说不太盲目“崇洋”了，别以为你“学成归来”，一身哈佛剑桥牛津或者麻省的披挂，站在国门，用英文的味儿喊一声：“闪开了（音：聊）！”，国人就给您乖乖让开一条道儿，让您一路春风、一路畅通……那世事未免也太简单了。

表面上看，我的话对女孩子做决定起了点儿作用——她把我的话给那小兄弟说了，她说她转述完我的话，那小兄弟一时语塞，脸特红，末了低声回了一句：“这老兄（指我）说话多刻薄！”这俩人后来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没有成为恋人。这女孩子借刀杀伤了那小兄弟的自尊心。其实，像她那样聪明的女孩子，是不会受他人一两句话影响自己的判断和决策的，她生的这个时代给了她很多胆量和见识，她会很明确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走去，我的话顶多是帮她抄了近路，或者说给她擦了擦车窗玻璃，让她的车开得快一些罢了。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海归”正吃香呢，也难怪那个小兄弟会有所向往。现在不同了，“海归”回国的旗号，从报效祖国到创业发展，再到就业找工作，一步一步变得踏踏实实了。他们身上的光环不知不觉就消失了，随之，那种原本就不正常的优越感也消减了。又随之出现了新词汇“海待”，即海外留学归来的待业人士。

“海待”多了，成了现象，也成了问题。社会要消化这个问题，第一步就是说它。央视“对话”节目就召集各方人士谈这个问题，意见分两种，有一种意见认为出现“海待”是不正常的，以欧美留学同学会的负责人为首，自然摆脱不了本位主义的立场和情绪。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正常的。我认同后者。

这两种观点一摆出来，我就觉得应该转台看港台搞笑片娱乐娱乐了。因为用不着追着往下看，道理本来很明确，不必再公猪陪母猪晒太阳了。

其实无论是“海龟”，还是“土鳖”，原本就应该是平等的，都是同一物种，但是，曾几何时，“海归”因为沾了个“海”的名儿，就仿佛比“土鳖”高档似的，这是近百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恶习。在以往的体制里，政治上讲不要崇洋媚外，可心理深处、大众的骨子里，见了洋玩艺儿就不自觉地脖子后面冒凉气儿，一见到洋披挂、假洋披挂，甚至“克莱登”披挂，整个社会心理就自然地呲出门牙，展露出谄媚的笑。同一个人，沾了点儿洋什么，在中国人的心里自然就加了分儿。

“崇洋”就像一张疯狗嘴，咬到以往的体制身上，体制不觉得疼，掌握体制的人也不觉得疼，因为他们没有责任心，体制无论如何疼痛，也疼不到掌握体制的人身上。可是，当民营企业崛起并逐渐强大，狗嘴一咬到老板身上，老板就疼得直哆嗦，几番疼痛下来，就下决心把这狗头砍了。

海归们在祖国遇到的第一声说“不”的，就是从民营企业老板们的嘴里迸出来的。这一声“不”，是付出了疼痛的代价换来的。这是中国企业的进步，是市场理性的体现、是市场纠错功能的必然反应。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不”都是正确的理性判断之后所下的结论。但总体上说，这个“不”代表的是一种冷静的态度，成熟的心理。它说明中国社会越来越注重的是自己对人才的真实需要和恰当的需要，而不是以往的对“洋概念”和“海归”概念的盲目需要。

对“海归”变“海待”痛心和批评的人士，只看到“海待”们的尴尬和难受，没有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积极意义。其实，在市场原则下，没有错误的使用人才的问题，只有不断纠正和不断竞争的使用人才的问题。“海归”变“海待”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进步。可是，社会要想进更多的步，就要更新机制、改变体制，让无论是“海龟”还是“土鳖”，平等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这当然像是做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