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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晓巧

    在行政监督机制上，清朝沿袭明制并稍有改革，逐渐把明朝设立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与当时划分的十五道监察御史合并，以六科给事中“稽查六部百司之事”，以十五道监察御史“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合称“科道”。给事中与御史的职责是监督中央与地方官员，纠劾违法行为，整肃官场风纪。

    御史在清朝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而且故事多多。《睇向斋逞臆谈》中说，光绪年间，王乃徵“以进士入翰林，为御史，直言极谏，风力闻天下。当斯时，朝贵之被其纠弹者，殆无不惶恐。”王御史可贵在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事非征实不举，人非贪劣不劾，故人多惮之。”他这个“反腐英雄”得罪了很多朝廷官员，特别是当时掌握大权的庆亲王奕劻，后来他被“挪窝”外放。溥仪即位后，载沣监国，因为王乃徵曾是他的老师，所以一年升官五次，成为代理湖广总督，此中不排除有很大的师生情谊成分在内，但跟王乃徵的政声卓著也密切相关。

    此外，晚清历史上还有个名气响当当的“三霖公司”，是指当时的三个御史：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霖、麟同音，于是就有了“三霖公司”的称号。

    江春霖官至新疆道，兼署辽沈、河南、四川、江南道监察御史，访察吏治，不避权贵，干坏事的官员都怕他，六年之间，他的弹劾封奏有六十多起，包括弹劾庆亲王、袁世凯、徐世昌、孙宝琦等国家权贵。

    赵启霖1906年任监察御史，屡次上书论改革官制、禁烟、练兵、办高等实业学堂等事。1907年，他上了《劾段芝贵及奕劻、载振疏》，揭发段芝贵用10万两银子向当时执掌朝廷大权的庆亲王奕劻祝寿，借以谋求黑龙江巡抚一职，震惊全国上下。

     赵炳麟也是1906年担任福建京畿道监察御史的，上任的第二天，他就上疏“正纲纪，重法令，养廉耻，抑幸臣”，希望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立宪之初宜慎始慎终。后来他又上《论立宪预防流弊第二疏》，认为新编官制流弊太多，“于国体人情未审，徒为权臣专政之地”，矛头所指，实为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1908年12月，赵御史连上《劾袁世凯疏》《密陈管见疏》两个奏折，称袁世凯留在军机处“后患无穷”，要求载沣除去袁世凯，但载沣慑于袁势力太大，不敢下手。后来的历史验证了，赵御史的见解相当正确。

    “三霖公司”有两大共同点：一是，他们铁肩担道义、不畏权贵的舍命直谏精神在晚清历史上名气极大；二是，三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权贵的打击。

    清朝御史还纠察官员的生活作风。清朝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五回中写道：“京城里的窑姐儿最粗最贱，不知怎么那一班人偏要去走动，真所谓逐臭之夫了。有一回，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门内有人吵闹，便进去拿人。谁知里面有三个阔客：一个是侍郎，一个是京堂，一个是侍讲。一声说都老爷查到了，便都吓得魂不附体。”从部级干部的畏惧情形来看，巡街御史的震慑力相当之强，没人敢以身份来压制御史，更不会甩他耳光。

    御史作为监察官，虽然自身的品级不高，但是不管是多大官员，他们都可以弹劾，即便是晚清重臣李鸿章，也曾受到御史的弹劾。

   《蕉廊作录》里记载：1888年，御史屠仁守上疏请慈禧太后收回停止垂帘听政的命令，反被慈禧训斥，革职处分；1889年，御史林绍年因为劝谏慈禧太后禁止各省的督抚向朝廷进献报效银两一事被申饬；1890年，御史吴兆泰疏请朝廷停止颐和园的工程，也被奉旨交部严议，革职处分。不难看出，御史的工作很不好干。

    但是，公忠体国、关心民瘼、没有任何私心的监察官员是受到人们景仰的。譬如御史游百川不避权贵，胆略超群，敢于奏劾惩治皇族宗室的违法行为，并于1873年上疏谏阻重修圆明园等等，一时刚直敢谏之名轰动朝野，外任地方官后，勤政廉洁，其一身正气，为世所颂扬。历史是最好的评判员，史书对于正直敢谏、勇于担当的监察官员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而且不吝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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