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独善其身，“钓鱼”何时能了

老海

守得云开见月明。

从此，上海人和上海外来人不必再担心被人“钓鱼”了。他们，终于——很快，就要守来了上海行政执法的“云开月明时”。

今日有报道，上海市政府即将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明文禁止各式各样的“钓鱼”执法行为，如禁止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收集证据，禁止伪造、隐匿证据，禁止指派没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进行调查取证，禁止暂扣物品收取保管费等。

到底上海有多少人曾被“钓鱼执法”过？有多少人是百分百的“鱼儿”？还剩多少是“准鱼儿”？这已经无关紧要。如果《意见》和《规范》立竿见影，笼罩在2000万上海“鱼儿”和“准鱼儿”顶上的那团乌云就要灰飞烟灭。可是，上海以外，还有十三亿减掉上海两千万剩下来的十二亿八千多万中国人还得继续恐患，继续提放不被“钓鱼”。他们不是幸运的2000万之一，他们跟上海式的幸运暂时还不能有说有笑。他们还得如常地，无可奈何地，继续守望属于他们自己的“云开月明”。

守望之时，他们还得在上海之外的中国城乡里，感叹“海外”何须存“知己”。

他们是2000万上海“鱼儿”和“准鱼儿”的患难知己。一直都是。至少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还是。

没有证据可证明，“钓鱼执法”是上海人“发明”的。没有人知道这玩意是谁首创，在哪里首先运用。但有一点是不必怀疑，就是，“发明”它的人一定是政府机构的行政执法人员。可能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执法绝招”，也可能是从封建社会的残风余骨里钩沉出来再加以改容换貌的新东东。这些都无法考稽了。也无需考稽。

上海不是中国唯一发生“钓鱼执法”的城市。也不是唯一存在“钓鱼执法”的中国城市。这是个事实。无需考稽。

还有一个事实也无需考稽。那就是，中国各地城乡政府的行政执法都普遍存在“钓鱼”之举。中国有个“怪病”：一个地方冒出了不是玩意的“泡泡”，各地就会相继冒泡儿，而且还争先恐后。暴力拆迁是个“泡泡”，豪华经济适用房是个“泡泡”，看守所里的离奇死亡是“泡泡”，孙东东的“仰望星空”是个“泡泡”，“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都是“泡泡”。甚至把人冤成“赵作海”也是这么个“泡泡”。在各地政府的行政事务里，这样那样的“泡泡”实在太多了。惨不忍数。一时半会也数不尽。就跟这些天各地纷纷冒出大小不一的“天坑”那样，总有冒不尽的新“泡泡”。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冒出“天坑”超过50个。这些莫名其妙并突如其来的“天坑”在当地都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民众恐慌。地质学家辟谣说，这些“天坑”的形成或因过度开采地下矿山，或因过度开采地下水，或因过度的人类工程活动破坏了生态。一言蔽之，这些“天坑”与地震无关，与地壳运动无关。“天坑”不是天灾。是人祸。人类盲目发展，过度破坏地壳浅层与地表生态，终致今天的自食其果。

“钓鱼执法”也是人祸。比“天坑”更让人担忧的人祸。各地行政执法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可为什么还会出现“钓鱼执法”呢？我认为，政府过度放任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可使然，过度放任执法机制的监督缺位也可使然，放任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意识地下也同样可使然。各地冒“天坑”的实际原因因地而异，各地政府冒出“钓鱼执法”泡泡的根源也未必一样。各地政府首先需要“确诊”，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上海已经先行一步，来立章规范行政执法。各地政府应当从这个先行者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认真寻找当地“钓鱼执法”的深刻根源，尽快立章建制规范之。如果到头来只有上海在独善其身，“钓鱼执法”就不可能从中国大地消失，不可能从全国各地的行政执法里消失。中国就仍将是“鱼儿”汪汪的一片海，你我就仍将是百分百的“准鱼儿”。

2010-6-11    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