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拒绝愚蠢为什么还要挨批

老海

“不要以为什么事儿都是策划的，媒体很弱智，总喜欢问动机”。

“我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

——这是易中天日前做客北京电视台《非常网络》时留下的一语惊人的两句话。一句否定和另一句肯定的话。否定媒体在一些节目上的策划智慧，肯定自己在媒体前的不卑不亢。不管是否定还是肯定，这两句都算得上石破天惊！为什么说石破天惊？因为易先生说的是真性子的话。也都是真话。

虽然只是短短两句，却是高度概括了媒体与自己的个性。媒体的个性是什么？用易先生话来形容，就是大智用愚。媒体是凝聚了各种智慧的一个团体，但却总是喜欢用愚蠢的办法去它们的事。这在当下的电视行业已经蔚然成风。比如，在一些节目里发问一些蠢不可及的问题，或是直接就弄出一些既愚又蠢的节目来。电视台为什么要大智用愚呢？其实，这完全是出于营销的需要。目的性很强烈。在屏幕之外，喜欢愚蠢或本来就是愚者的观众太有人在了，而且还是十三亿中国观众里的最大消费群。中国的媒体舍得放弃国内最大的消费群吗？谁见着了又大又香的蛋糕却只是蹲在一边吞口水？有见钱眼不开的营销人士吗？走出罗湖关再从维多利亚港往外走，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在中国，那是绝对的没有。

“存在即合理”并不是不无道理。鸟为食亡，电视媒体就不能为“食”而愚蠢吗？所以，谅解媒体的大智用愚便是谅解“人为财死”的千古至理。可是，合理也得有个度，不能啥事情啥时候都是一招大智用愚来扛。象北京电视台访谈易中天先生的那档节目，就不该向学者精英发问愚蠢又无谓的问题。文化访谈节目是电视媒体运作文化商业化的多元化体现，功能在于传承社会责任而不是聚拢社会财富，电视台应当将节目定位于文化工具而不是文化本身，应当“向文化靠拢”而不是“向钱靠拢”。访谈易中天这类学者精英，就不应当将娱乐商业化的那套理念照搬过来，不能把学者们也当成曾几何时风靡一时而今已被时代遗忘了的“四大天王”，只是简单地、甚至是愚蠢地提问诸如“你攻击余秋雨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吗”这类纯属绯闻花絮而非文化范畴的问题。

文化访谈不应该是为了向广大观众传递负面的或不良的绯闻信息。如果电视台的肚子里打的就是这个算盘，那么，电视台的肚子早就烂掉了，晚癌了，在也不能承受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之重任了。

有些事实须得向公众公开。电视台录制节目一般都是先经事前运作、策划，万事俱备了才开始现场录制。比如访谈类节目，事先要做出访谈何人的计划，要先经得被访谈者的意见，至少要取得被访谈者在心情与时间上的乐意，然后就是幕后智囊团的文字统筹策划，如主持人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要问什么不问什么，本期节目计划要达到什么效果。在节目制作之前，这些问题都是有备而来的，主持人和电视台是早就胸有成竹。所以，当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提问那个连我这个大脑早已严重一级残废者都能感受到蠢气熏天的愚蠢问题时，易中天先生能不“发飙”吗？能坐立犹安吗？

如果易中天先生果然是坐立犹安，那他就不是学者，而是学愚者了——取悦了大智用愚的媒体，迎合了大肆入愚的观众，合流了俗不可耐，沦落成电视媒体狂数钞票的一台纯“人造”工具。但是，易中天就是易中天，一柱擎天着，拒绝了愚蠢的“邀请”，放弃了本可以轻松应答那蠢问题的“巧妙”或“灵活”，易氏招牌地不卑不亢了，拿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和个性。

易先生这次的“偏执狭隘”或“狂妄自大”，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越来越严重流失了的文化精神。如果套用余秋雨先生最近的研究成果，易中天先生这次不给电视台任何颜面的“发飙”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固守着的君子人格——不与俗俱进，不与愚苟合。

所以，我不得不欣赏易中天先生这两句一否一肯的话。如果我不懂欣赏，我今晚就得向老妈子要钱，报名重读幼儿园。

北京电视台得在这事上明辨是非，要深明大义，万万不可迁怒易中天先生。先生说的“媒体很弱智”其实不是在否定北京电视台或其他媒体，他只是在以一个超然智者的身份来抨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抨击了我们呼唤道德时所装扮出来的“倚门盼归”状。先生的话是在石破天惊地地道出了我们一直不敢面对的“石头里的秘密”，或者说是我们一直寄存在九重天外的“天机”——我们都在道德日渐沦落的今日入乡随俗了，再也找不到“回归道德”的北。

这就给我们公众提出了一个二难问题：名人与电视台，谁才该保留脾气与个性？是先生该不卑不亢还是媒体不该低头？如果是电视台，那么，易中天先生这次就只得哑巴吃黄连，只得被网友骂到狗血淋头了。其实，这个假设已经演变成了意料中的事实。这更验证了先生的石破天惊——

我们真的已经找不到北了！

2009-7-28    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