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的结局最终是一出周瑜打黄盖的悲剧

老海

还得说回国策。

时下，抵制民意正渐起着，并正弘起着。有人彷徨有人观望，有人磨刀有人捋袖，更有人在各自的阵营里倒戈一击，一骑绝尘的“背义而去”。而巴黎还在得意的讪笑，塞纳河还在阴谋着居心叵测的下一步罪恶。

这抵制不抵制折腾了半天，就有人突然清醒：国策何如？国策未定，不可轻率，不可偏激，不可让个别人的激情毁掉国家的全局利益。然后就有人揶揄了要抵制者：小混混一个，哪里轮到你来制定国策！（见老海微文《中国，我们都要抵制法国货！》后的评论）

所以，今日就要来个定论。定回民意的真实身份。

民意，从来都不是国策。而国策有时候就是民意的体现。

民意诞于天下，国策源于塔顶。只有来自统治阶级最上层的政策，才是国策。在金字塔形的国策制定机制里，只有塔顶阶层才有国策定策权，而塔基只是国策制定的根基。当某项国策是根据民意而制定时，国策才有了民意的影子，但那也还是国策，而非民意。换言之，当民意披上国策的龙袍时，民意还只是民意。与此同时，这样的国策便更具有民意的成分，这样的国策也便更体现了民意。让民意更多的融入国策，让民意走向塔顶，让民意穿上金灿灿的外衣，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的一部分。

所以，谁也没有制定国策的权利，只要我们都是“小混混”。

国策，在一个国家里，总是以理性的形式存在和出现，以理性的决策在理性的时间和理性的地点针对于某一事件或现象。我们不能因为日本侵华的法西斯性就否定了侵华的他国国策性，在大和民族来讲，它是理性的国策；站在人类发展史的高度来看，它才是不理智的，但那已不是在论国策了。而民意，勿论是夭折于民意状态还是上升至国策，它总是以民众中个别具有民族情感特质代表性的的情绪化行为的爆发作为最初的出现形态。民意从诞萌的那刻起，它就是自然而发的，然后不经梳理的自然蔓展，所以，它是一个民族最自然最本色的骨子里的东西。因为民意代表了民族情感，所以它本事就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抵制法国货的举动，就是国人一贯具有民族情感特质的爱国习举，是民族主义的民意大凝聚。

所以，我们的抵制不是民族情绪化，而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特质。

有时，民意就是国策的先锋，它需要为国策做出牺牲，而国策未必最终就走上倾向民意或纳受民意的路。近些日子抵制法国货的民意之举，就是显然的先锋性民意举为。一个民族，在面对重大事件时，不能老是等到国策出台了才有所行动。如果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奴性的民族，被愚弄惯了，并被愚弄驯化了。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这样的民族，从来就不缺勇敢的先知先觉者。

这次针对法国而来的激情万分的抵制呼号，不论从远从近来看，它最终都是始于抵制，并以止于抵制结束，不会深化，也不会恶化。它只是个在适当的时候发生在适当的事件上的民间举为，带有显而易见的先锋性和牺牲性。但，这正是我们国家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也是此时此候的时代使命。国策不会因为民间的抵制而产生偏倚，甚至还会在必要时演上一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给法国人及西方世界看。这就是它的先锋性和牺牲性特质。或许可以换言之，这次抵制的结局可能会是国人不太愿意看到并不一定都能理解的悲剧。

一个悲剧的出现，往往又会引发另一个悲剧的出现。当周瑜打到不疼不痒时，国民或许可以接受这悲剧性结局。但，一旦这打的是皮肉开花的戏，那被打的和那背着明哲保身的袖手旁观之眼的，恐怕就难以接受了。真到那时，只怕在面对来自巴黎的民族羞辱时，那些一直能保持着出奇的异样理智和惊人的别样矜持者，反而群起而口诛笔伐那“周瑜”了。到那时，我们的国策倒遭了围攻，而巴黎就更笑得洋洋了，国民的奴性就更显得风采了。这就是悲剧后的悲剧。

2008-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