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完三闾庙古街，下一个去处就是景德镇的御窑厂遗址。所谓御窑顾名思义就是给皇帝烧制瓷器的工厂。

浮梁瓷局是元代建立的专为皇室烧造御用瓷器的地方，浮梁是景德镇早期的名称。所以浮梁瓷局便是景德镇御窑厂的萌芽。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也就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之品。白瓷在蒙元统治时期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1279年（至元十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了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御用瓷器。这里成功地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其成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御窑厂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 蓝釉砚盒

明 洪武青花折枝四季花卉纹盘

    洪武青花瓷尚存元青花遗风，有着明显的过度时期特征。而釉里红则比元代要鲜亮纯净的多，纹饰也清晰的多。洪武时期还发现了釉上红彩，开中国釉上彩瓷之先河。

明 洪武青花竹石芭蕉纹执壶

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窑厂的技师们便依照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制出鲜红甜白的龙纹瓷器，以表示对永乐皇帝的崇敬。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体的瓷器，永乐甜白釉细腻绵白而不失温润，如堆脂砌玉，在白瓷系独树一帜。永乐时期创烧的青花玲珑瓷，透亮清雅，令人耳目一新。釉上彩瓷则始于明洪武釉上红彩，至永乐又相继发展了绿彩和黄彩。

明 永乐甜白釉素面双环珠顶盖皿

永乐年间，北京瑾身、华盖、秦天三大殿被大火烧毁，正统六年（1441年）为三大殿烧造青龙白瓷缸。因缸大而壁厚，屡烧不成。三大殿的陈设不得已只好改用铜缸代替。而几十口有裂痕的瓷器龙缸则全部被打碎，掩埋在御窑厂西侧墙下。直到1988年被考古工作者发掘，青龙白瓷缸才得以重见天日。

明 永乐白釉三壶连通器

“宣德”为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时，景德镇将洪武的龙缸窑的一半改为青窑。窑位增至五十八座，御器的烧造量一时猛增。宣窑制品是明代最为精致的瓷器，尤其是青花瓷，已达到了很高水平。永乐、宣德的青花瓷青翠浓郁，是明青花的佼佼者。史载：“宣窑器，无物不佳，小巧尤妙，此明窑极盛时也。”宣德官窑有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朝廷派官员督陶，负责宫廷用瓷的生产。特别是对贡余品、次品管理近乎苛刻，督陶官张善“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瓷，多以分馈其同列”。宣德二年（1427年），为了整肃纪纲，怒斩督陶官，官窑贡余品、次品一律集中打碎，就地掩埋，既维护了皇权的威严，也打出了官窑瓷器的至精至美。宣德创烧的铜红釉，是景德镇御窑颜色釉瓷的开山之作。宣德祭红釉纯净沉着，不浮艳不妖冶，自有一派端庄富丽风貌。

明 宣德青花孔雀绿釉鱼藻纹碗

在景德镇的制瓷史上，有一位被神化了的人物，被瓷工信奉为陶瓷业的师主。这位师主姓赵名慨，字叔朋。据明时邑人詹珊的《师主庙碑记》记载：师主庙兴建于明代。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少监张善到景德镇督陶，在御窑厂的东侧建立师主庙，祀奉赵慨为佑陶之神。明成化间（1465—1487年），太监邓原在镇时，众多从事陶瓷生产的人都信奉师主，便把庙迁到东门外街上东北约一百步的地方，以便于大家祭祀。师主庙内，中间供奉着赵慨的坐像，两旁分列着陶瓷制作行业的六个师傅神位，有打杂师、做坯师、刻坯师、挖坯师、石膏坯师，基本上把坯房的工种都包括了进去，体现了后世工人对先师们的敬仰。从此庙中香火不断。

“成化”为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皇帝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生产相当关心，这位具有深厚艺术修养，又善于绘画的帝王，对小巧精致的工艺品情有独钟。成化皇帝的审美情趣和个人喜好，直接影响到御窑的生产。在他的倡导下，成化官窑烧造出瓷质精美，彩饰优雅小巧别致，在彩绘工艺上新创釉下青花与釉上三彩（红、黄、绿）相结合的斗彩工艺瓷器。此时期御器厂的瓷器面貌有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改变，一改永宣时期气势恢宏的风格，呈现出一种精致小巧的优雅风格。

       成化御窑瓷体态轻盈胎骨俏薄，因而无论是胎瓷制作还是纹饰彩绘都具有创新性，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是名噪一时的鸡缸杯。它胎骨俏薄通透，几乎到脱胎地步，釉面匀净晶莹，胎釉结合紧密。而纹饰是成化新创的青花斗彩工艺。精巧雅致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在明万历年代就有“神宗(万历帝)御前尚食有成杯一双，价值十万”的记载。明万历《神宗实录》中写道：“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在2014年3月香港苏富比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再次以2.8124亿港元天价成交。

明代嘉靖时期景德镇发明了釉上蓝，结束了彩瓷蓝色单一以釉下青花代替的历史，尽管当时五彩瓷仍然使用釉下青花颜色，但却创烧了完全意义上的釉上五彩瓷，开创了中国彩瓷的新篇章。

    明万历神宗朱翊钧年间（1573年-1620年），御窑厂的瓷器力求在图案的繁复和器型的多样性上求胜。器型的制作，除大龙缸、屏风等大器外，还烧制棋盘、棋石、笔管、烛台乃至秘戏器等。到了万历朝，景德镇五彩瓷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以明艳活泼的五彩瓷著称，成为御用瓷的一个新宠。

明代一般由宦官充任督陶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太监潘相来景德镇督造青花大龙缸。其缸久未烧成，潘相对瓷工进行鞭笞甚至杀害。民窑把桩师童宾见情义愤填膺，为救众瓷工，勇斗潘相，最后毅然纵身跳入窑火之中，以示抗议。窑工们悲愤万分。童宾之死，激起了瓷工们的义愤。人们纷纷起来呼喊要潘相偿命，吓得潘相闻风逃回京城。为平息民变风波，缓解人心，官府在御窑厂东侧修建“佑陶灵祠”，为童宾立祠，奉为“风火仙”。祠内供奉风火仙师童宾像，两边是做坯、托坯、收兜脚、打杂的小扶手、二扶手等各脚窑工师傅的塑像。

    到了清代，在供奉赵慨师主庙中又增加知四的位置。知四师也是一名瓷工。知四为改善瓷工伙食，带领瓷工罢工，被官府捉入衙狱，坚强不屈，惨遭杀害。这激起瓷工愤怒，群起抗争，最后赢得了胜利。知四为争取工人的福利而献出了生命，瓷工们为了纪念他，就把他的牌位供进了师主庙，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到了清康熙年间御器厂又改名为御窑厂。这一时期，御窑厂烧制了大量笔筒、水洗、臂搁、瓷砚等文房用瓷，这与康熙皇帝实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康熙清楚地认识到，满族的武力不足以统治中国，唯有遵孔崇儒，学习汉民族文化，才能巩固满清帝国统治。因此，即位伊始，康熙即把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采取怀柔汉族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的推崇自然促进了文房用瓷的烧制，康熙刻意求精地让御窑厂的窑工们烧制各类文房用具，这其中以笔筒烧制地最为出色，因而在清代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嘉庆二十年 御窑厂图
    康熙青花料色青翠艳丽，釉汁莹彻明亮，呈现蓝宝石的光泽。康熙五彩瓷较之眀万历，色彩更加瑰丽丰富，画工更加考究精妙。除用红、黄、绿、兰、紫外，还以黑色、金色来调和各种色彩关系，使画面更显高雅华丽。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公元1705－1712年）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窑事，世称“郎窑”。此期间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郎窑红最为名贵。郎窑红色泽浓艳而不浮躁，釉色晶莹透彻，釉面呈冰裂纹，常在器物口沿留白，俗称“灯草边”。康熙五十年(公元1771年)后，试烧成功珐琅彩瓷。尔后又将画珐琅技法逐渐运用到五彩中，从而发展成了独树一帜的粉彩瓷，开辟了陶瓷装饰的一片新天地。没有康熙皇帝对西方画珐琅艺术的审美认知以及孜孜不倦的美学追求，就不可能在康熙朝诞生珐琅彩瓷。

雍正皇帝在艺术鉴赏方面颇具文人气息。他喜爱文雅素净的瓷器，追求自然、含蓄之美。御窑厂生产的瓷器的样式，都要秉承雍正皇帝旨意，做出各等式样之后由皇帝选择。宋代瓷器以胎质细腻、色彩淡雅、大度秀美而闻名于世，深得雍正喜爱，因此雍正时期御窑厂生产了大量仿宋瓷作品。粉彩以玻璃粉打底，彩绘图案具渲染效果，颇似中国水墨画意境，雍正对此喜爱有加，故雍正年间粉彩盛烧一时。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以后，造办处内炼珐琅成功，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宫廷珐琅料不时下拨御窑厂烧制粉彩瓷。由珐琅彩发展而来的粉彩瓷，其技艺也日臻成熟，成为御窑御用瓷的新贵。雍正粉彩瓷色泽粉润华滋，较之五彩瓷更显得柔丽俊逸，娇艳明媚，故而相对五彩而言又称粉彩为“软彩”。雍正粉彩将陶瓷装饰艺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其色彩之明媚柔丽，装饰之精巧秀逸均达无以复加之境地。雍正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轮廓，成瓷后再以粉彩颜料填画，拼斗成完整纹样的斗彩新工艺。使粉彩的明丽，青花的幽靓争妍斗艳，相得益彰，较之康熙以前的斗彩更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雍正时期的另一个创新则是研制成功窑变釉，在单色釉中添加其它不同成分，使之在高温下流淌变幻，从而使原单色釉变得如霞光般绚丽斑斓，流光溢彩，美不胜收。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克服了康熙时期胎瓷涩面挂彩的工艺局限，取得了在白瓷釉胎上直接施彩的重大工艺突破。此时的珐琅彩瓷，诗书画印俱佳，充满中国美学元素，风格清逸高雅，一派文人中国画风貌，所表现出来的东方文化韵味，也正好反映出雍正皇帝的审美价值取向。雍正王朝尽管只有短短的十三载，却使中国的陶瓷彩绘在历史上登上了一个艺术的峰巅。

    清初时期督陶官一般由工部、内务府派员，或由江西巡抚主管。乾隆以后，令九江关使管理，并以饶州同知、景德镇巡检司监造督运，遂成定制。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督陶官，1728年，他奉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个陶瓷制作工艺的实践者，他献身瓷艺，以此为乐，锲而不舍。为潜心研究瓷器制作工艺，他“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息食者三年”，成为陶瓷工艺大师。唐英因为兼职太多分散精力，于是先后两次向乾隆皇帝提出辞呈，要辞去关税官吏这一让人欣羡的官职，而专司窑务。雍正、乾隆两朝御窑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唐英的个人奉献是分不开的。乾隆时期的御窑又称为“唐窑”，这就是对唐英的最大肯定。

乾隆时期的瓷器制造为满足宫廷需要，制作不惜工本，胎釉精良细腻，绘画工整考究，造型极尽其巧。其工艺之精巧新奇，装饰之繁缛华丽，均为登峰造极。 乾隆时期的粉彩瓷除白地粉彩和色地粉彩外，还盛行轧道工艺，俗称“耙花”亦称“锦上添花”，极为精致。这一时期的粉彩瓷纹样极为工谨细腻，色彩极为华艳富丽。各式各样的镂雕粉彩瓷是乾隆时期的一大特色。除镂空透雕的香熏、花篮、灯罩等，更有双层透雕的转芯瓶、转颈瓶等等，其构思之奇妙、制作之精确、结构之严密，均可谓鬼斧神工之制。乾隆时期还流行象生瓷，仿动物、植物、瓜果，仿青铜器、竹器、漆器，仿玉石、珊瑚等等，其色泽质感无不惟妙惟肖，几可乱真。乾隆时期景德镇颜色釉也极为丰富，各个时期的历代名窑器均可仿制，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的瓷器，无论是烧造工艺还是彩绘技艺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器形上的新颖精巧奇特，纹饰上的精细华丽繁复，均达到了极致。

嘉庆道光时期，御窑御器基本上是沿袭前朝，无甚建树，且衰象渐露。道光十九年（公元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更加剧了清王朝的衰败。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打景德镇。大军入城后，见御窑厂专造皇帝用瓷，耗费资金不算，还经常鞭打欺压瓷工，为替百姓解恨，便放火把御窑厂烧了。御窑厂一停就是好几年。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等，使清王朝更加动荡不安。朝廷自顾不暇，景德镇的瓷业也因时局而每况愈下，寥败凋敝。

同治中期及光绪初期的“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也促使了史上短暂的“同光中兴”，景德镇御窑勉力复苏。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银十三万两，命九江关督蔡锦清在御窑厂旧址，重建堂舍七十二间，复兴御窑厂，所有督陶事务也由九江关监督管理。同治七年（1868年），御窑厂为同治皇帝大婚烧造喜宴用瓷，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至光绪年间，官窑烧造稍有起色，御窑器也较为精良。具有代表性的是为慈禧制作的大雅斋御器瓷。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彻底推翻帝制，御窑厂才寿终正寝。

从1279年建起的浮梁瓷局到1911年关门的632年间，御窑厂的规模不断扩大，建有衙署、作坊、窑房以及附属的祠、庙、亭、阁等。御窑厂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成为真正的无价之宝。因此，景德镇御窑厂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来到御窑厂遗址。遗址位于景德镇市区珠山路的珠山南侧。珠山原为老城区中心。据《浮梁县志》载：“珠山，在景德之中独起一峰，高树十仞，绵旦数里，峰峦遥列，俯视四境。”建国后随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珠山几乎被夷平，唯独龙珠阁旧址保留了约十米高的台地。

近些年，遗址重修了御窑厂大门，维修了龙珠阁，改建并陈展了御窑工艺博物馆，建造了南、北麓明代窑炉遗址保护房，复建了古戏台、佑陶灵祠等。遗址从南至北依次有：御窑厂古井、阅瓷楼、陶瓷修复研究中心、明代御窑南麓遗址、佑陶灵祠、中国御窑工艺博物馆、御诗亭、龙珠阁、明代御窑北麓遗址等。

我漫步到了几处地下发掘的制瓷坑址，这里的地下遗存极为丰富。当年烧窑制瓷时，为了保证把最优质的瓷器送到宫中，每次开窑时，官员都要在千万件基本相同的成品里挑选出一件，这样能确保皇家用瓷是独一无二且质量最优的“孤品”。皇帝还有一些小心思，还要严防其他“次品”流入民间，就把剩余的那些不被挑选的成品，一次性残忍地销毁，所以就形成了前文提到的，很多古代陶瓷被掩埋在了御窑厂的周围。如今已出土元代官窑瓷器和大量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各类器皿，对研究我国陶瓷发展史意义很大。

据了解，御窑厂遗址已发现明初葫芦形窑炉遗迹7座、馒头形窑炉14座，明永乐和宣德早期官窑落选贡品的掩埋瓷器小坑（窝）30个，练泥池或澄泥池11座、灰坑1个、辘轳坑8个等，以及成化、弘治时期瓷片5处，出土瓷器碎片十数吨、上亿片，整理、复原出官窑瓷器2000余件。制瓷工具主要为模具、轴頂帽、荡箍等。建筑构件为刻云龙纹瓷砖（黄地绿彩半成品）。清代瓷片主要分为青花、白釉、青釉、蓝釉、红釉、黄地绿彩、黄釉等，器形有碗、盘、小杯、碟、执壶、花盆、小罐、长颈瓶、象棋子、粉盒、瓷算盘、笔架等。

来到位于御窑厂遗址中部的中国御窑工艺博物馆，这里有两层楼。一层主要是生产原料、颜料、生产工具等展品，展示御窑制瓷工艺的历史和传承，介绍这些珍品的原料和窑具，拉坯、成型、上釉、彩绘、填色的制瓷过程，以及历代帝王管理御窑、官员监督工匠生产的历史等。二层主要展示了元、明、清三代瓷珍的原件和高仿精品，展品达150多件。

    建在珠山之巅的“龙珠阁”，从唐朝开始修建到现在，经过了很多风风雨雨。龙珠阁，在唐代初建的时候叫聚珠亭、宋代又改为中立亭、最后在重建后更名龙珠阁。龙珠阁自唐建造以来，可以说是几度兴毁，因为历史及外观的多种因素，成为反映景德镇千年历史的代表性建筑。

龙珠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