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入世与出世

近读《梁溪漫志》，其中有一段“东坡改和陶集引”说的是苏东坡仰慕陶渊明的为人与诗作，逐作和陶诗一百二十首，自编一集。寄给胞弟苏辙，使为其和陶诗集作序（因讳苏轼、苏辙祖父名序字，为人作序，则称“叙”或“引”。）子由（苏辙字）属稿寄东坡，自“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其下云“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苏轼字）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拙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东坡命笔改云：“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栗，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事也。”……

这里苏子虚怀若谷，谦躬谨慎地坦言：虽然我为官期间，为国家和百姓做了一些事情，也做了一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传播传统文化的工作，对传统文化加以考证的信服和继承。

虽然我的仕途的功过后人自有评说，但是我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过是想像老子和彭子这样的先贤们看齐罢了。虽然我和陶渊明救世治平的志向相同，但是我不如陶渊明处世清高豁达，而我为官三十多年，历经险厄，虽未曾苟且，但在进退之间两难，如今，老迈已至，现在自比渊明，再谈出世，谁又能信呢。

苏子与胞弟子由于仁宗嘉佑二年（1057）同举进士，由此进入仕途。-神宗熙宁年间，苏子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外任，于（1071）年出任杭州知州，再贬密州知州，继而辗转知徐州、湖州。神宗元丰年间（1079）年，苏轼因诗文讽喻新法，被新派官僚罗织罪名，被逮捕下狱，险些丧命，后论罪贬滴到黄州，再到杨州。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继位，因年幼，由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重新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废除神宗与王安石的大部分新法，贬斥了神宗时用事诸臣，史称“元佑更化”。苏子也由司马光荐入京任翰林学士。后因论事得罪权贵，苏子见不为所容，请求外任，即任定州知府，哲宗亲政，陆续恢复新法，贬斥元佑旧党。追夺了司马光，吕公著谥号，苏辙、黄庭坚遭贬，流放了一大批人，史称“绍圣党祸”。列入旧党名单的苏轼从此一贬再贬，至惠州，至詹州（海南），（1100）年，哲宗死，徽宗继位。追复司马光等二十五人官，苏轼被命内迁廉州（广西），又改舒州（合肥）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苏子的一生颠沛流离，受尽磨难，甚至因“乌台诗案”而险些丧命。在孤独前行的人生苦旅中，壮志难酬的悲伧，异乡漂泊的空虚怅惘，秉持操守的落寂和凄凉，人世间的无情和有情，无时不刻地在叩击着他的心灵，磨励着他的灵魂。在艰难的行走中，苏子始终未敢忘记自己肩上担的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在徐州任职时，政绩卓著，口碑极好。在杭州任上时，实施了救灾医民，疏流西湖，规划吴中水利等许多利国爱民之举。而人在逆境之中的诸多向善之举，若心中没有修出爱的元神也是不易作好的。综观苏子一生，逆旅多于顺途，艰难险阻和危厄坎坷的磨励，早已让他疏离了滚滚红尘，看淡了功名利禄。而对国家社`稷的一片赤诚，对江山和生灵的炽爱，对自己人生抱负和理想的不懈追求，对自己政治立场和行为操守的坚定秉持，对人生悲苦的慨叹和承受，浩然天风的抚爱，苦寒之海的普渡，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心中燃着的火愈烈，身上蕴着的情越浓。都是他倾心入世、拯救世道人心的精神定力。面对人生的潮起潮落，悲喜荣辱和聚散离合，他并非心如止水，而是超然物外，昂昂然看淡了人世间的纷扰纤尘，傲然潇洒地书写着超迈的人生。苏子以词人的本真情感；儒家的忘我的入世精神和老庄的出世理念去书写自己，描绘人间，竣刻义理，倾听天籁之声。用出世的情怀去作这世上繁简难易的功课；用入世的精神去拥抱风霜雪雨，电弛雷鸣。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平静的心情和蹈厉的豪情从容应对来来往往的人间情事。他将神思和情致托意于诗词和文章，使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也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脍炙人口的哲思咏叹！既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豪情壮志,又有“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的婉约缠绵。苏词的立意高远，情致奇绝，恣肆汪洋，竣朗飘逸而有仙骨。

苏子身处逆境，忧而不怠，忧患之中瞻望光明的愿景；苦难之中品味世间的杂陈五味。逆旅之行更可感受到江山的雄奇巍峨、绣锦如画；郁郁不得志中体会“德不孤，必有邻”的至高境界。祸兮福兮，福兮祸兮，天地昭昭情眷顾，义理重重悯悲人。苦难孕育出炽热的爱的欲望和幸福的想往。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普天下的一切。苦难更可以使他知人和自知。人生逆境不经意间或可铸造大大小小的辉煌。苏子的作词“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苏子用情与大到天宇小到兰草鲜花的对话中，思织升华出一种超拔的精神锦章。在他的词中，我们不仅可以体会到他的文学境界和学养，更可领悟其中蕴涵的哲学情操。我们在品读和试析水调歌头《千里共婵娟》时就可感知他的超迈境界和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岑寂的夜空和疏朗的月下，苏子“停杯一问之”那皎洁的月亮是何时才有？那至大至广、横无迹涯的宇宙又是如何诞生的？面对浩茫的天宇和高洁的月亮他睿智而哲思的发问。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中秋，被贬出任密州知州的苏轼，在漂泊的异乡，清澈的月光下，孤独地饮酒赏月，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宦海沉浮多险阻，人生坎坷烟火灸。个人的际遇和空灵的境界，使他愈发感到惆怅和孤独。置身于灿然的玉宇和良宵美景之中，心中的浩然之气和澄明的天宇、时空碰撞而融合，尘世的遭谗厄运，坎坷落寂一时间抛却到九宵云外，在广袤的天地间，只有我和月亮在进行心灵的对话，月亮在聆听我的倾诉。这心灵的对话使得诗人愈发走近了月亮，天上宫阙也仿佛近在眼前。这澄明的天上的世界啊，是诗人怎样的心灵的归宿和想往啊！“我欲乘风归去”，他多么想远离尘世的困厄，解脱荣辱的牵襻，回到他的归宿、月亮啊。“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入世的炼狱苦难，倒悬之艰，使诗人对出世也心怀忐忑，怅惘难断。出世、入世在乎两难之间。也越加思念他的兄弟子由。苏子早年与其弟子由就曾约订“功成身退，夜雨对床。”“功成、名逐、身退，天之道也”。如今济世事功的追求难以实现，他多么想自己的兄弟慨然相助，站在自己的身边啊。他呼唤的是兄弟，更是知己。子由言：“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风波尽处人憔悴，月圆更催离人泪。明月照天涯，思亲情切怨月园，迷离飘渺神已醉。“不应有恨，何事常向别时圆？”怨月，思亲情切，愈加自怜和悲伤。“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面对着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诗人也只有无奈，进而渐渐的平静下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和月亮的对话中，诗人的情感又得到了一次升华和净化。用一种超然的祝福来寄情于这世上所有有情的人们。

苏东坡的一生宦海沉浮，累遭厄运，饱尝倒悬之苦。然而他却能秉持自己的行为操守和道德追求。既便屡遭谗毁，放逐天涯也不改济世治平的初衷。他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担那么重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受那么些的苦？因为他有着兼济天下的理想，有着儒家济世救人的追求。他把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挑在肩上，那怕历千难万险，也会至死方休的。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他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样心灵的呐喊，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了。古往今来，大凡遭受过大的危难的人，总会在他的灵魂上竣刻上一种难以名状的烙印，是孤独？是难耐的寂寞？是对过往的知和行的惕醒？是对人生逆旅的倦游？是对凡尘的超然物外？还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刻骨铭心的体认？孤独和寂寞是秉持高洁的操守的必然，也是铸就辉煌的心灵磨励。更是造就“大我”之生命观的天然助剂。如果说苏子倾心入世的话，那么他更以一种出世的情怀去化解心灵的痛苦。去作事和为人。出世和入世，对于苏东坡来说，早已是浑然一体的灵魂的物化，精神因子的同源。“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多少年过去了，苏东坡经历过的苦难，人们不大会记得，而这种苦难成就的辉煌，他的诗词将汇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史册。壮哉！苏东坡。苏东坡，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