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第四人为作者）

    前些日，我三十年前的一位同事来看我。我说：“记得有张照片是我们在一起时的团员青年的合影照，不知你那里还有没有？我自己那张搬家时早搬丢了。”同事说：“有啊，我还保存着呢。”我迫不及待地恳求说：“那就请你回家找找吧。”过了几天，同事果真将照片送给了我（上图）。

   这张黑白照片日期正好是三十年前的1982年。面对“我遥远的清平湾”，提起笔想写点什么，但一时又不知从哪说起。一眼看上我脚踏的“懒汉”布鞋，仔细看还像是双穿了很久的旧鞋，鞋前脸有磨损，快露出了脚指头，还有白补衣黑裤子打扮，再看看坐着的、站立着的周围领导和同事，也大都是给我差不多的穿戴，看来那就是朴实无华反映在这个群体上的的社会烙印了。又想起当年青年们节假日集体户外旅游，游圆明园，登长城，爬香山，带着各自家里做的饭菜，大家围在地上一圈，铺张报纸，一起合着吃。活动时经常唱的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明天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脍炙人口的歌曲。那是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大放异彩、农业硕果累累、科学至高无上、文艺百花争鸣的春天。   

    我刚大学毕业后，在对外经济贸易部（现在的商务部）一个司局级机构工作兼职团总支书记，团员青年除几个与我一起分配来的大学生外，大都是高中毕业生。这些高中毕业生，大部分是经贸系统（包括当时的十个外贸专业总公司）的干部子弟。这些子弟们刚进机关时，说家长们叫他们都喊我叔叔，其实我们都是同龄人，只因为他们认为我进机关早几天，说跟他们父母同过几天事。

   我不只是他们的团总支书记，有时还是他们的老师。在他们面前，我也俨然像个先生，不只给他们讲党课、团课，还跟他们讲数学，讲计算机（数字计算机）知识等。在一次给他们上课时，我宣布不让他们叫我叔叔了，说“你们这样称呼，都把我给叫老了。”他们不叫叔叔，又改口叫老师了。

    他们都很朴实，有的团员连谈对象也跟我说。有个团员的哥哥在“严打”时出了点儿事，一时他思想压力很重，家长也很担心他，团组织说服他正确对待这件事，经过做工作，他很快放下了包袱，后来还被选为团干部。有个比较调皮的青年，我告诉了他任局长的爸爸，甚至说他“不拘小节”，他爸爸开口则说：“教育他，再不听话，你可以揍他。”我把他爸爸的话告诉了他，他说，他爸爸教育了他，说他是参加工作的人了，在单位要听领导话（其实我不是什么领导）。他诚恳地说：“你可以批评我，也可以揍我，但最好别再告诉家长。”以后这个青年表现得还很好。

    那时，青年们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有的踌躇满志，有的自命不凡，也有好高骛远的。他们都很渴望新知识，学习都很刻苦。星期天、节假日，我还多次碰到他们有的在机关旁边的东单公园读外语，有的在机关加班学习。

    好多年不见他们了，算来他们也大都跟我一样，进入了或过了知天命之年。

    听来看我的同事说，他们中间后来有的上了大学，上了研究生，有的出国留学。现在有的成了领导，企业家，还有的成了专家学者。

    借青年节也祝愿“80年代的新一辈”们永远年轻！祝他们家庭幸福！

                                 我不是书法家之声明

    前些日，一位同事的母校诞辰百年庆典，同事让我写了副字送给其母校。这所名校竟然在我写的字旁边注上了“书法家”的字眼。这件事到庆典会结束后我才知道，更正已晚矣。学校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注解呢？了解后更让我尴尬，不是我的字够了书法家的水平，原来是我的名字跟好几位名人重了名，学校认为这几位中有一位是我，然而我确实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让我沾了名人的光，实在不知所措。

    我一直想写幅字，以示与书法名人们的区别，再作个声明，以正视听，可苦于没有字（没有人索字，我是从来不写的），偶尔给人现场写幅字，也不好意思拍下照片。

   机会终于来了，今天我与史焯炜兄合写了一副“阳光”歌词，我只写“阳光”两个大字，全部歌词140余字均为焯炜兄所书。不知焯炜兄有否“书法家”头衔，但他字颜柳兼得，流畅自如，一气呵成，让人敬佩。而我确实不会写字，至多是“敢写”字吧。

  在此声明：我没“书法家”的头衔，更不是书法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