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什么不制止石壕吏夜捉人                                                                              

《新安吏》中说唐军抓人应役都一再降低年龄标准，即使县小无丁，也要“次选中男行”，为什么营中如此急抓人员，却放过了杜甫？这与杜甫的身份应该有着密切关系。唐乾元元年（758年），杜甫任左拾遗，六月出为华州司功；是年冬天，间至东都；次年春，由东都回华州，途中作《三吏》。④杜甫的唐官员身份不仅能够使他不被抓，还能让他从唐军获得相应的尊重——他是他们中的一员。《新安吏》中诗人“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并与之自如交谈；《潼关吏》中，诗人途径修筑防事的前线，询问官吏是否“修关还备胡”，潼关吏于是邀请诗人下马查看，并恭敬地介绍防御工事：“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至少在一般官吏面前，杜甫还是能说上话的。

那么，正如学生所问：诗人为什么不阻止石壕吏抓人？或者，至少应当站出来为老妇一家说说话，为什么只是旁观，一言不发？

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人们强烈的国家责任感，被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杜甫更是如此地爱国，即使最困难的时刻，他也不改此心，也不会灰心失望而去“独善其身”。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间，杜甫借改任之隙回奉先探亲，却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他都能推己及人，为民为国伤痛之极：“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五百字》）至德二年（757年）三月，杜甫作《春望》书写内心无比的苦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那时，他正羁旅长安，陷落反贼之手。上元二年（761年），羁旅成都的诗人面对风雨中破败的茅屋还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而他自己却愿意“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一心要走的就是“兼济天下”的道路。他说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五百字》）他有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至晚年还咏“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再书对这一志向的执着。他是多么热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君王与人民!这种忠爱就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他始终“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自京……五百字》）。

可是，这种感情在此刻却一分为二以这样一种方式如此对立地呈现在诗人面前：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必须要有人应役，这里能前往应役的只有老妪；这户人家已有三子为国戍边，已经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老妪的离开将使它更加破碎。他该怎么办？

他需要作出选择。他能够进行选择吗？他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他似乎在弄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后，只能无语地站着，站在那儿看差役带走哭泣的老妇。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啊？心忧黎元，可最终自己渴望庇护的对象却在自己眼前被抓赴战场，自己却什么也不好做、不能做。这是两种不幸之间的冲突：一个“大不幸”——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为安史之乱所带来，是战争；一个“小不幸”——一个家庭的不幸，几个个人的不幸，是老妪被抓，是这个家庭的进一步破碎。诗人该取向谁？《教师教学用书》分析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杜甫）的思想矛盾。”如果说有矛盾，我以为那也是“浅矛盾”，这种矛盾的斗争很快在诗人思考中就结束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谁都能看明白，诗人不明白？“大”与“小”的关系孰轻孰重，诗人不明白？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矛盾冲突只是表面的，它们骨子里实质上并不矛盾，它们利益相容。若弃“大不幸”于不顾，“小不幸”肯定会更甚，不仅老妇一家会受到更大的战争冲击，而且会产生更多“老妇一家”；而忍一时一定数量的“小不幸”，“大不幸”就会渐渐地收缩、消弭，反过来使“小不幸”也渐渐收缩、消弭。它们互相交叉着、包容着。诗人是明白的，所以顺着它们一致的利益走向，杜甫注视着差役抓走老妪，却没法阻止。

诗人没有阻止差役抓人应役，相反，他还鼓励人们积极应役支持国家的平叛战争，这可以在《新安吏》中找到佐证。当得知唐军抓“中男”⑤应役，面对几乎还未成年的新战士和他们送行的亲人，诗人宽解道：“莫自使眼枯，收汝纵泪痕……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濠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所以，诗人不愿老妪一家进一步家破人亡，但他也不愿、不会阻挡差役带走老人，因为他更不愿亡唐、亡天下，那样也将更加民不聊生。进一步说，有着悲悯之心的诗人此刻换身为差役，恐怕他也会带走老妪。战争，战争，它们此刻正如此紧密地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天下苍生的安危与生计。唐广德元年（763年）春，当诗人闻听战争即将结束的音讯他欣喜若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对于战争的心结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其欣喜之情却印证了他自安史之乱以来最大的关切，他其它所有的诗歌里再也没有这一首中那样高昂的喜悦了。

或许，这些也都可以间接地说明诗人在诗中无法写到自己过问差役捉人的原因。

往往课堂上老师们在注意到老妪自请应役时，就沿袭《教师教学用书》的说法，说诗人“他赞扬老妇自请应役的精神”。这作为一家之言用于借鉴，可以；但把它作为答案教给学生却未免存有对诗人的误解。“赞扬”，这种说法抹杀了诗人所见的、并深切感受到的老妇被迫的无奈与痛苦，是对“被逼迫”这一前提的漠视——这种“自请应役”并不是出于积极主动或者某种觉悟——老翁就“逾墙”而走了——它只是老妇逃避更大灾难的方式和惟一选择。对这种在被迫的无奈下为了避免家庭更大的悲剧而被逼自请应役——逃避，诗人应该不会赞扬——它确实也不值得赞扬——赞扬“被迫的无奈与痛苦”的这种结果是对灾难和痛苦以及它们的承受者的无视，是诗人的冷漠；对这种“被迫的无奈与痛苦”本身和造成人们无奈而痛苦的原因，我想诗人是更不会赞扬的。目送老妇远去应役的背影，诗人不会生出激烈而豪迈的赞扬之情，相反，悲痛之感可能深入心肺骨髓。所以，最多我们只能如实地说诗人没有阻止老妪应役。

那诗人对老妪自请应役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查阅资料时，我读到这样的句子：

这次战争，与天宝年间的穷兵黩武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救亡图存的努力。所以，杜甫一方面深刻揭露兵役的黑暗，大骂“天地终无情”，一面又不得不拥护这种兵役；他既同情人民的痛苦，又不得不含泪安慰、劝勉那些未成丁的“中男”走上前线。百姓在难以忍受的残酷压迫下，妻劝夫，母送子，先后走上战场，有的老妪甚至献出了生命。杜甫在揭露统治阶级凶残苛暴的同时，以无限同情和感激的心情，用惟妙惟肖的笔触，歌颂了广大的人民。⑥

    “无限同情和感激”应该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诗人当时的心态，这是痛苦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这样的句子却只出现在了历史教学用书上。诗人站在那儿多久才返回自己借居的屋子，或者根本就没有再回到屋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诗人绝不是“安静地”待到天明，他又一次失眠了，夜深之时，他听到了有人低低地、断续地在哭。

参阅资料：

②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①       ③ ④ 参见《语文·八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⑤     据《旧唐书·食货志上》，唐定制；“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至天宝三年又降优制：以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

⑥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另: 文中所引杜甫诗句均参阅《唐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