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道可知，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叫郑明生，1968年4月30日生，福建南平人，中专毕业，未婚，原为马站社区诊所医生，因疑似患有精神疾病，2009年6月被辞退。据犯罪嫌疑人供认，作案动机为周边的人看不起他，讲他头脑不清楚，有桃花病；婚姻不顺，女友迟迟不与其结婚；辞职之后，另谋新职不成，觉得活着没意思。

    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如何从一位“救死扶伤”的社区诊所医生，蜕变成一个杀人恶魔？其间的个人际遇和心路历程，我们无从得知。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他能够在平时的生活中，得到多一些体贴和关爱，他的破坏性心理能被及时疏导；如果他没有遭遇婚姻的不顺，有一个幸福的、或者说稳定的家庭；如果在被辞职之后，他能够顺利地再谋职业，有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社会地位。悲剧，或许原本不会发生。

    换句话说，如果像郑明生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在遭遇了家庭不幸、工作不再、世态炎凉等等际遇后，依然得不到制度的关爱与温暖，依然不能被及时心理疏导、忧惧得不到排遣的话，必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心理。套用心理学的逻辑：这种破坏性心理指向自身时，达到极端就会出现自杀；指向外界时，达到极端就会报复社会。

    但是，案件既已发生，便不存在“如果”与“假设”。《中国青年报》曾分析，囿于传统和社会心理习惯等原因，我们社会依靠民间力量构建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多还处于零星、散乱和无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专家提出了由政府出资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设想：像120一样设全国统一的心理急救电话。发生在马加爵、杨佳、邱兴华、熊振林等人（以及现在的郑明生）身上的恶性案件一再告诉我们，这样的设想尽管有些超前，但各级各地相关职能部门有稳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必要。

    原因很简单，也许由政府出资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梦想照进现实”，需要多年的时间。但努力的结果，却是功德无量的。因为，构建这一体系的过程，一方面是转变社会心理习惯、推进体系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体系完善的过程中，那些遭遇类似郑明生一样的人，他们滋生的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心理，会被及时疏导。因此，相关方面应该就“由政府出资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及时给出框架图和时间表，以满足公众殷殷期待——而这，当属对福建南平砍杀小学生案的最好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