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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昔日照片,想起熟人旧事

(2023-02-02 08: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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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邂逅昔日照片,想起熟人旧事

邂逅昔日照片,想起熟人旧事

商子雍


2023年春节期间,电视屏幕上一派歌舞升平、欢天喜地,车站、机场更是人满为患、热闹异常,令人油然想起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则金句: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恕本老汉愚氓,依然不曾彻底摆脱持续了三年之久的心态和状态,继续宅在家里躲疫、避疫(没有能力和资格自诩抗疫)。于是,读书、敲字、清理保存在电脑文件夹里的照片和文字,就仍然是每天要做的功课,与一张使得我想起熟人旧事的昔日照片邂逅,就发生在这样的工作流程之中。

照片中身处C位正在亲切握手的,右侧乃区区在下,左侧是曾任西安市政协副主席、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长的陈振虎先生;照片上的另外两位,靠近我的,是曾任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王华旭先生,靠近陈振虎副主席的,是一家民营文化公司的老板郭建兰先生。我和他们三位,都是相识多年的熟人。

四位熟人怎么会走进了一张照片?这就不能不提到人在会场之中、镜头之外的韩振北先生。

2003年初,我从西安晚报退休后,被西安市政府聘为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尔后,又一直担任馆内的文史委员会主任。当时,市文史馆的办公地址在北郊玄武路西口市档案局院内的一座红色小楼四层,馆长、副馆长办公室,各处室办公室,会议室,资料室等等,一应俱全;除此以外,还有一间较大的房子,则是西安市文史艺术研究院的办公之处,院长,就是韩振北先生。

文史研究馆、文史艺术研究院,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原先就知道,文史研究馆是一个政府中的文化机构,馆员绝大多数系已经退休的文史领域专家,平时并不来馆里坐班,工作人员不多,但单位的级别不低,正局;经过打听,又知道文史艺术研究院者,最早叫作西安市文史研究馆书画研究院,后来更名为西安市文史艺术研究院,是接受西安市文史研究馆指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在西安市的地盘上,有一个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西安博物院,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博物院的规模和水准,要大过和高过那个博物馆吧,因为,博物馆是省级、博物院是市级,尽管西安市的行政级别是副省;而同样挂着西安市这个名号的文史研究馆和文史艺术研究院,这两个机构又是在一座楼的同一层办公,就难免会使得不了解内情的外人,在认知上发生混乱了,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语境里,院的规模和水准,似乎是大过馆、也高过馆的。

不过,我对西安市文史艺术研究院这么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倒是颇有认同之感,一则搞文化建设是好事,而民间力量的参与又非常必要,二来民办机构要通过给社会提供文化服务来扩大影响、拓展业务,太不容易了,所以,把自己的名号搞得高、大、上一点,用来吸引人的眼球,属情理之中,可以理解。正是缘于这样的认知,在认识韩振北院长以后,他们那儿的一些文化活动,只要受到邀请、只要觉得尚力所能及,我都会前去参加,至于报酬的有无和多少,则从来不去计较。

后来,市文史研究馆搬进市政府大院,韩振北院长他们则转而挂靠市社科联,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但仍时有联系。比如去年春天,市文史艺术研究院编辑出版了一本有意义的新书《道德经解读》,我是这本书编委会的顾问,自然要出席新书发布会,于是,就有了与三位熟人的合影。

下来,该说说我与陈振虎副主席的交往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西安晚报理论评论组主事时,一次,去参加中共莲湖区委组织的一个理论研讨会,时任该区区委副书记的陈振虎,是研讨会的主持人。研讨会的主题、还有我以及陈副书记在会上都说了些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有两点记忆犹新:一是陈振虎副书记的讲话多有高度深度却少有官腔官调,二是他说了我一通好话;于是,我们缘此成了熟人。

后来,他不断进步,历任莲湖区区长、中共莲湖区委书记,我们自然会有碰面的机会;再往后,从1991年开始,我连续当了3届、15年西安市政协委员,而陈振虎书记,也在此期间转任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有10年时间,起码每年为期一周的市政协全委会期间,我们几乎天天能见面,也常常会闲扯几句。我喜欢和他交流,原因是我呈平民姿态,他无官威官势,彼此都很轻松。再往后,他出任西安市慈善会会长,而在他上任之时,我刚刚卸掉了市慈善会常务理事这么一个职务。一次,我调侃道:我家住莲湖区,您是莲湖区的顶级大官;我当市政协委员15年,有10年是在陈副主席的领导之下;如果上级领导再让我当一届市慈善会的常务理事,那我可就是更全面地无法逃脱您的“魔掌”了。闻听此言,他哈哈大笑!

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民间读书分享活动中,作为演讲嘉宾,我言道:其实自己最初的读书目的并不怎么高、大、上,由于种种原因,我17岁不到便步入社会、挣钱养家,为了不比能够进入大学深造的姐姐、弟弟差得太远,只好刻苦自学,努力读书;后来,又不幸被调入一个知识分子成堆、且非常强调学历的单位工作,在这么一个严酷环境里,不拼命读书、以图用能力的出众弥补一下学历之不足,还能有活路吗?陈振虎先生则坦言,自己在学生时代读书的确非常刻苦,但最早的原动力是不想顿顿、天天吃黑馍。很多年前,曾有过一次和金庸先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深获教益之后,忽然想起他老人家的一番肺腑之言:“我以小说作为赚钱和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

很多年来,中国官场上假、大、空之言蔚成风气,民间亦深受其害,如金庸先生一般直抒胸臆、实话实说者,能有几人?而如今,痛定思痛以后,中国人在反对语言腐败之事上,开始有了向好转变的迹象,那一次读书分享活动,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缘由即在于此。

如今,我和陈振虎先生极少见面,但却有着时断时续的微信交流。我有时会把习作传给他,是分享,更是报个平安。一次他回应道:“锦字行行看入迷,浑然不觉日偏西。今借朝阳将升起,手奉祝福好时机。”我明白,这是两位老年人之间的愉悦交流,君子之交,当如是矣!

还想赘言几句:照片中的另外两位,王华旭先生多年前担任中共户县县委副书记时,我曾为他的散文集《逝者如风》撰写序言,而几年前郭建兰先生推出的散文集《想说就说》之序一,也是由我撰写。和他们有关的故事,当另文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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