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上午，在粤珍轩凤城九路店

——杨惠东先生新书《岁月随感录》座谈会追记

商子雍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领风气之先，不但经济发展成就令人瞩目，而且连粤语、粤菜都大举北上，被世人追捧。其中的粤语北上毫无道理，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论粤语北上》加以抨击。但粤菜北上，在美食爱好者的我看来，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如今西安的粤菜馆子有多少，我不知道，但常去（或曾经常去）的几家，都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其中一家是朱雀门里的万紫千红，质量可以，价格也合适，只是现在早已关门大吉。在万紫千红原址入驻的，是大香港酒楼的一家分店，老板梁诚威我认识，他在高新四路的总店开业时，我曾共襄其盛，并想出了“英雄难过美食关”这么一句话，由书法家赵熊现场书写相赠。大香港酒楼在南门里湘子庙街东口也曾开有分店，一度我还办了消费卡，有时在南门外结束晨练后，前去享用粤式早茶，感觉挺好；但朱雀门里和南门里的这两家店，如今也已经不复存在矣，偶尔想换换口味时，就只能去含光门外的粤珍轩了。

前不久，曾与杨惠东先生在含光门外的粤珍轩餐叙，商量为他的新书《岁月随想录》召开座谈会一事。最后，座谈会的时间定在6月25日上午，地点则是在粤珍轩的凤城九路店。

为什么要把座谈会放在粤珍轩开？对这个问题，最初我没有去想；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没有必要去想的问题。但餐叙结束回到家里，却忽然悟出，这个选择可能与粤珍轩的老板蔺琪有关。与我相熟的蔺琪，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民营企业家，而且多才多艺，书法、朗诵、充当主持人，皆出手不凡，并且，他还是民革这么一个民主党派的活跃成员，而杨惠东先生、以及餐叙时提到的另一位长于文学写作的杰出民营企业家何崇秋先生，也都是民革的活跃成员。杨惠东与何崇秋相熟我知道，他与蔺琪，好像也不应该是陌路人吧！25日上午来到座谈会现场，果然何崇秋、蔺琪皆大驾光临，何先生在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蔺先生则诵读杨惠东先生作品的精彩片段，都有出色表现。

被人戏称为“半嘴力劳动者”的区区在下，既然来参加座谈会，又怎么能不开口说话呢？我言道——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杨惠东先生的成功，给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让政府增加了税收，当然功不可没；但杨惠东先生最让我动容之处，是他心系穷人、扶助弱者的菩萨情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不短时间里，杨惠东先生曾在逆境中艰难跋涉，可贵的是，他却从来没有被逆境压垮，所以，一旦与一个允许凭借个人的才能和汗水创造财富的较好时代不期而遇，杨惠东先生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翘楚。更可贵的是，通过不懈努力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他，还时刻不忘扶贫济弱，他的企业历年来曾为数百名残疾人安排就业岗位，从多方面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而杨惠东先生，正是这种崇高精神的杰出践行者。

身为实业家的杨惠东先生，在内心深处，其实还深藏着一种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他喜好读书，认真阅世，勤于思考，并不断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考之所得形诸文字，结构出一篇又一篇内容扎实、感情真实、行文朴实的精彩文章，展现出弥足珍贵的公民意识和人文情怀。多年前，曾应邀为高新一中推出的一本考场优秀作文选《我唱我的歌》作序，后来又在该书的首发式上以《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为题致辞。其中言道：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把零星的话语记录下来那叫语录，而把口头发表的一个故事、一番抒情、一通论说记录下来，就是文章。鉴于此，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和我们为什么要说话这样两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说话和写文章的首要目的是交流。人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动物，人类要在敬畏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为自身争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试想，倘若缺乏交流、缺乏通过充分交流所形成的密切配合，这样的生存和发展目标有实现的可能吗？

人之所以要说话、要写文章，更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针对五花八门的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权利，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须。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努力帮助青少年具备关注、思考和议论公共事务的自觉和能力，具体来讲，就是能把话说好、文章写好，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一件天大的事。”

这一席话是说给孩子们听的，但成年人更必须这样，而杨惠东先生，就是积极通过不断发声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典范。只有像杨惠东先生这样有见识、有能力、有勇气的积极发声者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的进步才能越来越快、越来越顺畅。

感谢杨惠东先生，祝福杨惠东先生！

与民革西安市主委王选先生

左起：何崇秋，商子雍，朱文杰

一年前，在企业家何崇秋散文集《从温州出发》首发式上与杨惠东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