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几句：

2013年夏天，应邀去观看话剧《明天》的彩排；戏不能白看，事后给人家写了一篇观后感。

这种看戏、看电影、读书，然后写观后感、读后感的事，每年都会有几次（甚或更多），具体到这一次，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早已抛到脑后，但前几天，应邀前往西咸新区空港新城采风，与霍秉全先生不期而遇（他是话剧《明天》的编剧），才抽空从电脑文件夹里找出来这篇文章，又读了一遍，并由衷地想向这位杰出的剧作家再次鞠躬致敬！

让人心潮澎湃的《明天》

商子雍

第一次接触四场话剧《明天》，是在剧场里，尽管由于是彩排，导演的现场指导使得演出不能一气呵成，加之稀稀拉拉的观看者无法和舞台上的演员形成热烈的交流，但整个演出仍然让我心潮澎湃、甚或潸然泪下。演出结束后，曾和编剧霍秉全先生有过短暂交流。我由衷地对他说：一个没有“坏人”的故事，一场主要由剧中人灵魂自我拷问构成的戏剧冲突，竟然演绎得如此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您真了不起！

后来，又仔细阅读了《明天》的文学剧本，认真思忖，感觉到起码在三个方面，这台话剧呈现出不同凡响的价值。

首先，话剧《明天》的社会意义应该肯定。很多年以来，缺乏自省精神、怯于自我解剖，习惯于瞒和骗，一直是不少中国人久治不愈的陈年老病，对这一点，鲁迅、胡适等思想大家，都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即以现实中国为例，尽管也有着诸如“批评和自我批评”、“灵魂深处闹革命”之类的说教，但事实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劣环境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恐怕大都还是把斗争别人视为快事吧——即所谓的“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敢于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丑陋公开拷问、痛下针砭的勇士，则仅有凤毛麟角之数。

而话剧《明天》，就正是让何亮这么一个敢于拷问自己灵魂的勇士，站立到了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作为见义勇为光荣负伤、并因此获得巨大荣誉的英雄，何亮在伤愈出院的前一天，和一个瘫痪了十八年、并缘此家庭破碎、历经坎坷的苦人儿关云年相遇。交谈之中，何亮惊愕不已地察觉到，当年致使关云年瘫痪的原因，竟然是自己儿时的一次绝非存心作恶的玩笑。作为一个在无意中酿成祸端的害人者，要不要向受害者说出真相、深表忏悔？作为一个已经在聚光灯下接受欢呼的英雄人物，要不要向公众说出真相、自褪光环？何亮在做出正确抉择以前，不但经历了灵魂深处的苦苦挣扎，而且也面对着妻子、朋友、甚至受害者关云年的充满善意的反对。主要由何亮的自我灵魂拷问所构成的戏剧冲突，在舞台上被演绎得既惊心动魄，又顺乎天理人情，我在前面称整个演出让人心潮澎湃、甚或潸然泪下，绝非溢美之辞。

其次，话剧《明天》的文学剧本也堪称出类拔萃。十六世纪，意大利的一位文艺批评家针对当时的一些戏剧作品结构松散、时间跨度太长、地点更换频繁的弊病，在解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时，提出了一个对戏剧创作产生了巨大而长久影响的“三整一律”，它的具体内容，是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应该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应该在一个场景，情节应该服从于一个主题。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当然，作为一种艺术主张，“三整一律”既有其优长，也存在局限，倘若将其奉为戏剧创作时不可越雷池半步的一条绝对法则，那势必对艺术创造形成严重束缚。不过，作为戏剧结构的一种形式，“三整一律”可以使剧本结构更趋集中、严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话剧《明天》的文学剧本，恰恰是把“三整一律”的优长几乎发挥到了极致，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让众多人物合情合理地在一间病房里先后出现，活灵活现地讲述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你可以认为像话剧《明天》这样的“成戏之巧”，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会出现，但对话剧舞台上的《明天》，却不会有人斥之以“虚假”。因为，剧中的所有细节，以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那样真实而深刻地再现着观众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台上台下产生强烈共鸣，是一种必然。

深刻的社会意义，优秀的文学剧本，但如果少了杰出的导演和表演，一出戏仍然无法在舞台上立起来。同其他舞台艺术相比，话剧是一种最接近生活原生态的艺术，因而，它的导演和表演，也应该以朴实无华为上。话剧《明天》就正是如此。因朴实而愈显真实，因真实而格外感人。已经有不短时间不曾观赏如此让人心潮澎湃、甚或潸然泪下的话剧了——让人对明天充满了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