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在泾阳蔬菜公园

商子雍

说起来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老朋友朱文杰送过来一本名叫《那一抹残存的记忆》的样书，命我为其作序。我曾经给人说过，朱文杰让我干事儿，从来就如同当年农村生产队长给社员派活儿一样，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再加上看了看样书书舌上的作者简介，大名李文杰，不禁会心一笑，看来文杰这两个字好啊，姓朱的、姓李的都拿过来当名字，于是，李文杰要出书，朱文杰来帮忙，被派活儿的区区在下，就只能勉为其难地动笔——不！应该是开始敲字；并且，这已经是近几年遵朱文杰之命所写的第五、抑或第六篇序言了！

如今，李文杰的大著被陕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召开一个分享会是顺理成章之事，作为序言撰写者的我，当然要出席并且说上一通话。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分享会的地点，是在泾阳县一个叫蔬菜公园的好去处；这几年，被新冠疫情困得不能出门，难受，能出去放放风，好啊！

4月26日一大早驱车前往，抵达目的地后，先进入大棚采摘，黄瓜、圣女果、普罗旺斯西红柿……一边摘着，一边忍不住尝尝鲜，味道果然好极了。中午，在公园的职工食堂用餐，荤食很少，大都是通过轻烹饪加工的最新鲜的素菜，吃的人朵颐大快。公园老板李治先生一表人才，豪爽大气，是个“人物”，我和他相约，还要再见！

见到了不少老朋友，陕西省作家协会秘书长王晓渭，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作协换届大会上当选全委会委员，我祝贺道：“晓渭，过去你是省上领导，如今成了中央领导啦！”市农业局的一位老局长，曾和我在一家驴肉馆子有过一次餐叙，再次相逢，当然要多喝几杯，更何况摆在餐桌上的，还是公园老板在茅台镇定制的酱香酒。同样是在市农业局退休的另一位副局长，说是30多年前，来报社参加通讯员培训，曾听过我的讲课。一晃数十个春夏秋冬过去，如今的我们俩，都已是满头华发了！

附录：

序《那一抹残存的记忆》

商子雍

诗文集《那一抹残存的记忆》的书舌上，有对作者李文杰先生的简介，其中言道：“生于长安农村，毕业于西安市农业学校，现为西安市农业局干部。”由此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貌似平淡、实则深刻的话：“人的本性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所以，除过那些衔着金汤勺出生的官二代、富二代，人在成年以后，找一份足以糊口、进而还要能够养家的职业，就是躲不过去的一件大事。至于在解决了生存、温饱以后的发展，当然首先指的是在自己职业领域里的进步，比如从学徒工成长为高级技工、从办事员成长为企业高管等等。具体说到李文杰先生，他能够从最基层的公务员做起，一步一步成长为西安这个大城市的政府职能部门里一名负有一定责任的官员，这表明他在自己职业领域里绝不是失败者。但除此以外，包括李文杰先生在内的所有人，都还有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发展，这就是要从一个相对懵懵懂懂的孩童，成长为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合格公民。

至于怎样才能成长为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合格公民，愚以为作为一个社会人，在通过“敬业“这么一种途径谋求生存和温饱的经历中，缘于所遇到的人和事，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开始“阅读、思考、发声”这样的一个过程，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精神层面的慢慢长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阅读、思考、发声”的过程不断往复循环，并且启动这个过程已经成为人的自觉行动，换言之，即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姿态，假以时日，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合格公民，就完全有可能应运而生。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讲到的“阅读”，不仅仅是说读书，同时也是指阅世。古人有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中的“行万里路”，其实就是阅世；并且，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作为思考的基础，阅世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小于读书。而发声嘛，就是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人和事、把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思考之所得，以恰当的方式公之于或小或大范围的众，至于发布的形式嘛，可以口头发表，也可以诉诸文字。

仍然引用作者简介中的几句话：李文杰先生“倾其一生，关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几十年的沉淀，使他对三农有着特殊的情感和体验。”细细读过《那一抹残存的记忆》这部书稿，深感上述文字绝无言过其实之弊。1949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农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农村社会前行之路的曲折坎坷，更是前所未有，堪称千年不遇。正是在这样一个肯定会让后人慨叹不已的历史时代，李文杰先生出生、成长于农村，终生职业又不曾脱离三农，他在书稿的后记中表示，自己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开始了写作，我相信这是实情，但作为一个和农村、农业、农村有着无法割舍的深厚感情，且又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经年累月地积累，对三农，他还真是有满肚子的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有道是机会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李文杰先生一旦开笔，文章便喷涌而出，根源即在于此，这，才是偶然的机会引发出来的必然结果！

毋庸讳言，《那一抹残存的记忆》所呈现给读者的作品，有不少是属于尚须进一步打磨的璞玉，这是初习写作者无法规避的一个阶段——为今后更成熟、更精彩的写作练笔；但尽管如此，其独具的价值和魅力，也令我在阅读过程中每每动容。第一，作者用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了许许多多已经、或行将消失的农村旧事。面对着这些被李文杰先生称作“那一抹残存的记忆”的美好往事，我们当然首先应该承认，这种“消失”，是社会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未免又会生出奢望：今后，我们能不能以一种较为温和、柔性的手段，具体来讲，就是首先坚持合法，同时注意合理、尤其强调合情的渐进方式，在付出较小代价的前提下，来推动社会的坚实、平稳进步呢？再者，前面我特别提到了”情“；鲁迅先生有句：“无情未必真豪杰。”一个个人应该如此，一个社会更应该如此。李文杰先生笔下的许多篇章，把亲情、友情、乡情这些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展现的细致入微、张扬的淋漓尽致，我在深受感染的同时，也对以真情感人这样一条为人之道、为文之道，进一步加深了理解。

当然，我更想点赞的是李文杰先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敢于发声的生活方式——或曰人生姿态。几年前，曾应邀为高新一中推出的一本考场优秀作文选《我唱我的歌》作序，后来又在该书的首发式上以《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为题致辞。其中言道：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把零星的话语记录下来那叫语录，而把口头发表的一个故事、一番抒情、一通论说记录下来，就是文章。鉴于此，我们为什么要写文章和我们为什么要说话这样两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说话和写文章的首要目的是交流。人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动物，人类要在敬畏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为自身争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试想，倘若缺乏交流、缺乏通过充分交流所形成的密切配合，这样的生存和发展目标有实现的可能吗？

人之所以要说话、要写文章，更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针对五花八门的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权利，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须。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努力帮助青少年具备关注、思考和议论公共事务的自觉和能力，具体来讲，就是能把话说好、文章写好，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一件天大的事。”

这一席话是说给孩子们听的，但成年人更必须这样。愿以此与李文杰先生共勉！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