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几句：

2018年夏，陕西戏曲研究院建院八十年庆典系列活动中，有一个纪录片《我从延安来》的开机仪式，邀请我出席并现场致辞。原以为只是一个小范围的活动，讲话也不过三言两语的祝福而已，自然不会太过认真准备，但到场以后，才知道场面大、参与者多，致辞也须登上剧场的舞台，三言两语绝对不成。好在尚有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雷珍民、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两位的致辞在先，于是我才有了打腹稿的时间，最后勉为其难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的正式庆典，省长主持、省委书记讲话，原本不想参加，但听说有习远平代表齐心老人讲话，于是前来聆听。习远平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文革，一次称其为十年浩劫，一次称其为十年动乱；晚上回家，又专门上网找到习远平讲话的文字稿阅读，心中顿生敬意。因为，其时，一些人把文革美化为“艰难探索”的闹剧折腾的正起劲，连教科书都如此表述了，但习远平对文革的定位，一是他绝不给导致自己的父亲、母亲惨遭无妄之灾的文革涂脂抹粉，是一个好儿子，更重要的是，他坚决维护党中央有关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是一个好党员！

下面这个文字稿，是我事后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

在陕西戏曲研究院建院八十年庆典系列活动纪录片《我从延安来》开机仪式上的讲话

商子雍

尊敬的戏曲研究院的各位艺术家，在座的各位朋友：

很高兴能参加这么一个对陕西文艺界、陕西老百姓都有着重大意义的盛典，陕西戏曲研究院建院八十周年，可喜可贺。

我比戏曲研究院的年龄小4岁，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一代人，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长大，看戏这种农业文明时代人们文化消费的首要选项，当然也是我们接受文化启蒙的重要平台。我曾经写过一篇名叫《窦府巷口的戏台》的短文，其中言道：“对我、以及和我一样的小孩子，最初关注的无疑并不是戏剧艺术甚或戏剧故事本身，而是舞台上下的新奇和热闹”，“但慢慢，随着年龄渐大，舞台上那些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开始吸引我、感动我，并逐渐成为我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也因此，我最早是非观念的形成，我最早对善恶忠奸的认定，想必会有着在窦府巷口那座简陋土台上演出过的戏文打下的深深烙印”。

当然，对陕西（尤其是关中）老百姓来说。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许多年来，它一直是人们或自娱自乐、或宣泄感情的有效手段，即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言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一个关中人（尤其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关中人）而言，当他或有一肚子的悲愤亟待倾诉，或有一肚子的欢乐需要张扬之时，不说是首要选项，起码也是选项之一吧，便是扯开嗓子，把一段自小听到大、听到老，已经烂熟于心的秦腔戏文唱将起来，当然，戏文的内容肯定得符合演唱者得心境——此之谓吼秦腔是也。西安土话称此为“借他人的灵堂，哭自己的恓惶”；相反的情况，则可以称之为“借他人的喜事，秀自己的欢畅”。

既能够启蒙大众，又足以娱乐大众，这无疑是秦腔等地方戏曲生生不息、长久流传的最为重要的根据。即就是在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今天，娱乐市场已经有了缤纷多彩的选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可能一家独大，但地方戏曲仍然有着众多的拥趸，是无法忽视的存在。十几年前，凤凰卫视拍摄一部西安城墙的专题片，邀请我担任嘉宾主持，和他们的一位专业主持人一起，沿着西安城墙上上下下行走，讲述这座宏伟建筑的前世今生。在拍摄过程中，我一直强调要对环城公园里的秦腔自乐班充分反映。因为，在我看来，秦腔，是古城西安的醒目文化符号，是关中、乃至陕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秦腔等地方戏曲，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是文化；而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变化的。至于文化发展的两个资源库（或者叫两个支撑点），分别是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正是在推动秦腔不断发展进步这样一件大事上，陕西戏曲研究院功不可没。我看研究院的戏好几十年，从南大街那个相对简陋的剧场，到西大街的实验剧场，再到文艺路这个大剧院。不能说每一个剧目、每一场演出都尽善尽美，但有一种感觉却是始终如一，这就是研究院的戏大气、雅致，既富有传统秦腔的韵味，也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说明，你们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首先是对秦腔等地方戏曲的文化积累和前辈艺术家的辛勤劳作，有着虔诚的尊重，同时又不固步自封，勇于、也善于从外来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特别是陕西戏曲研究院在现代戏创作上的殚精竭虑和成果累累，让我们由衷地肃然起敬；你们的努力和业绩，肯定会在陕西、乃至中国的戏曲发展史上留下应有的一笔。

作为一名老观众，在陕西戏曲研究院八十华诞的大喜日子里，我要对研究院一代又一代高素质、高水平的演职人员、管理人员表达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祝福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