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在四川折腾出大动静的陕西人  （之一）

商子雍

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四川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在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哲宗赵煦当政之时。其时，官方将地处如今四川盆地一带的川峡路（路，宋代行政区域名，相当于后来明、清两朝的省）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或“四川路”，简称“四川”，四川由此得名。

更古老的时候，四川的称谓是蜀，这是因为，早在在商周时期，四川地区就建立了由古蜀族为中心的蜀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以宝墩文化、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一起，被尊为中国上古三大文明。

西周初期，古蜀国杜宇王朝建立，定都于鱼凫（今成都温江区），后迁至郫邑（今成都郫都区），杜宇王朝采用君主世袭制，其势力基本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春秋早期（公元前666年），杜宇氏禅位于蜀相鳖灵，鳖灵建立了开明王朝，定都于广都（今成都华阳），开明九世杜尚执政时（公元前367年）迁都至成都。开明王朝历经12代君主，直到公元前316年，这个曾创造出无数辉煌的古蜀王国，才被强悍的秦国所灭——这就说到了历史上最早在四川折腾出大动静的陕西人：秦惠王嬴驷以及大将军司马错。

战国时期的秦国，对其强势崛起的两个居功至伟的领袖人物，一曰推行商鞅变法的秦孝公，二曰在登上王位以后，为确保君王的绝对权威，毫不犹豫地车裂商鞅、但却坚决维护变法成果的秦惠王嬴驷（至于商鞅变法对整个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历史功过，本文不去议论）。嬴驷出生在渭河岸边的秦王宫，19岁登上王位，46岁去世，他的一生，包括幼年时的成长和长大成人之后的建功立业，都是在关中平原这块热土之上，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有人称秦惠王嬴驷是一个应王者之数，具王者之魂，使王者之腕的绝对王者，甚至说他在绝对为王一生里的所作所为，随便拉出一件都可以让史书的某一页惊艳——这当然有过誉之嫌，但也并非毫无根据。

以与本文题目有关的灭蜀一事为例。当12代开明王统治的蜀国发生内乱，企图造反夺权的一方前来秦国寻求支援时，正值秦国君臣面对决定是否对韩国开战的关键时刻。以当时秦国的国力，同时向西灭蜀、向东攻韩绝无可能，那么，究竟应该先向谁痛下杀手呢？

统治集团中，以张仪为首的大多数人，都主张攻韩先于灭蜀。在张仪的认知里，蜀国嘛，不过是西方的戎狄之邦，讨伐蜀国，名啊、利啊什么都得不到，意思不大；向东攻韩则不然，兵锋直指洛阳，利用周天子残余的权威“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进而问鼎中原，这才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王者之业！

而大将司马错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立即发兵南下，他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者全备，方能成就王业。如今秦国依然地小民贫，所以还是先从简易之事入手壮大自己吧！蜀国有人来求助，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啊，让我们师出有名，不会引起天下人的非议。而攻占蜀国，不但给秦国扩大了国土，还能拿来他们的财富强壮自己，天时地利人和，对蜀国纳而吞之，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对中原下手，那是等秦国更加强大以后的事 ，过早轻举妄动，就算真能取代韩魏威逼周天子的地位，也会招来恶名成为众矢之的，坏了最终一统天下的大事！

在决定秦国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司马错敢于挺身而出、逆众谏言，不但需要有识，而且必须有胆，要知道，站在他对立面的大多数人的领袖张仪，可是深受秦惠王信任和重用的首席智囊啊！采用张仪的合纵之策，秦惠王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对天下诸侯几乎是随心所欲地威逼利诱，予夺取舍，是秦国、乃至整个战国外交史上锦绣珠玑的华彩一页，但这一次，在认真听取手下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并深思熟虑以后，秦惠王嬴驷却对司马错明确表态：“善！寡人听子。”于是，先是一个陕西人大胆进言，后由一个陕西人拍板决策，下来，面对陕西人司马错等率领的彪悍秦军，蜀国的开明王朝遂走进历史。并且，历史的发展，完全是像司马错事前高瞻远瞩的那样，“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在往后与山东列国征战以及兼并六国的过程中，富饶的巴蜀为秦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食、兵源等后勤保障，奠定了秦国统一整个中国的物质基础，这便是《蜀鉴》所说的“秦并六国，自蜀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司马错其人，是以著《史记》而名传千古的司马迁的八世祖；而史圣司马迁，在论述自己家世的时候，列出的第一位有明确姓名和明确后世世系的人物，就是他的这位曾经与张仪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八世祖司马错。很显然，太史公司马迁对自己有着如此一位胆识超群、功勋卓著的先人，是很感荣耀、大为自豪的！

秦惠王嬴驷，还有大将军司马错，这两个陕西人在四川折腾出的动静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