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旧事：戊戌岁末，电视塔旁

商子雍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戊戌（西元1898年）是个无法忘却的年头。转眼120年过去，2018年，又逢戊戌，这一年的岁末，在古都西安，又发起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说小，是和1898年的戊戌事变相比；说大，是由于事关一个生命的逝去，人命关天啊！

那是2019年1曰25日（按中国传统的夏历，这一天仍属戊戌年，时值岁末），下午1时30分许，西安南郊长安南路电视塔东侧一处自来水管破裂。自来水管破裂，在西安、乃至在比西安发达、富裕的中国城市，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但这一次破裂的自来水管直径有两米，大水冲开路面喷涌而出，不但淹没了长安南路，而且波及附近的两个居民小区，更令人痛心的事，一位60多岁的女性保洁员被困在负一层，直到下午6时23分，遗体才被救援人员找到。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灾祸，可能是由于市委书记很快就到抢修现场视察的缘故吧，西安地区的媒体纷纷跟进，主要是介绍这位官员的言行，而对保洁女工罹难一事，纸媒中，好像只有《华商报》在报道中提及。

事发两天以后，1月28日上午，我应邀前往一个过去叫长安县河池寨、现在叫高新区创亿社区的地方，为一个基层文化活动站台。下午，则要直接从河池寨去西安外国语大学老校区，按主事者要求，以“丝路文化，古长安，今西安”为题，在一个论坛上演讲半个小时。车过电视塔时，忽然看见路旁正在抢修自来水管的工地，看看表时间还早，遂对司机说：“您就把我放到这儿吧！”抢修工作正在井井有条地进行，看来不会对附近居民的生活有太长久的影响，但面对抢修现场，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是那位不幸罹难的保洁女工。市委书记前来视察时，为什么对此事一言不发呢——如若他对此有言说，媒体绝不会不去报道。当然，与受到事故影响用水困难的数以万计的市民相比（更遑论与全西安上千万人相比了），这位保洁女工在数量上太微不足道，而她从事的行当，也被世俗所低看。但作为生命的价值，保洁女工和其它行业的从业者、自然也包括市委书记，毫无贵贱之分，所以，当一个原本鲜活的生命，竟然是以被自来水淹死这样一种诡异的方式逝去，在我看来，身为城市管理者，他的悲痛之最、愧疚之最、不安之最，理应是在这里，不置一词的冷漠，显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去太远！

自来水供应事关全体市民、全体国民，作为受全体公民委托临时掌管公共权力的政府而言，必须努力做到尽善尽美。地下水管破裂，尽管让人不快，有的还造成死人的严重后果，但毕竟发生较少，而我在欧洲、日本，但凡碰到自来水龙头，打开就是直饮水，相比之下，净水器广告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的长期热播，就不能不是老百姓的长久忧虑、和城市管理者的醒目耻辱了。我当过三届、15年西安市一级的政协委员，曾去曲江水厂考察，听厂里的技术人员讲，他们的水出厂时全都可以直饮，由于地下管网老旧形成二次污染，到了老百姓的厨房里，就不能直接入口了。那么，改造自来水地下管网有技术难度吗？应该没有！缺乏资金吗？只须看一看官员们搞过度的城市亮化工程、搞意义不大规模却很大的无人机表演、甚至给行道树缠满小灯泡给过街天桥绑满丑陋的塑料花时的花钱如流水，你就不难明白，钱不是问题，自来水这样事关民生的大事，在一些城市管理者心目中算不上面子工程，才是问题。

那一天，在电视塔旁的自来水管道抢修工地附近，我徘徊长久，思绪万千！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之所以旧事重提，是由于发端于武汉的这么一场冠状病毒疫情。

武汉无疑是一个有钱的城市、有能力的城市。为了开一个世界军人运动会，盖了那么多科技含量高、体量高、颜值高的体育设施，让世人瞩目。可刚刚半年过去，一场疫情袭来，公共卫生设施的落后和相关物质储备的匮乏，却让人欲哭无泪！怎么会是这样？我无话可说！

还有，官员明明已经知道这种病毒传染的可怕性，却刻意隐瞒，错过了有效抵御病毒蔓延的黄金时段。如此行事，反映出来的，是决策者对老百姓生命安全的漠视甚或无视，和前面我提到的那一个案例是一回事，只不过性质恶劣了、后果严重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几年，在欧洲，在日本，面对那里相对老旧的机场、公路、楼房，和同行者常会发出半是探究、半是调侃的慨叹：“他们果真是发达国家吗?”一场冠状病毒疫情，应该能让中国人看到自己与现代文明不算太小的差距。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