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15年4月22日《文化艺术报》、5月11日《西安日报》

致敬吴树民

商子雍

   面对着煌煌5大本、200多万字的《吴树民文集》，感慨良多。

   写作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才出现的一种通过烹文煮字来言志、抒情、叙事、状物的精神劳作。李白《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诗：“富贵未可期，殷忧向谁写。”唐寅《题画诗》：“促席坐鸣琴，写我平生心。”可知在古人看来，诗和文的写作，是倾诉、是宣泄、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在人类历史上，优秀的诗、文若汗牛充栋，而支撑这些作品诞生并传世的，是一代又一代在阅读、思考、写作这么一种精神创造流程中，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文化人。从古到今，所有获得或大或小成绩的写作者，他们的劳作，都无一例外地是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就是读书和阅世这样的层面开始，进而经由思考引发怦然心动，继则无法自已地口说或笔写（现在还可以敲键盘），一吐为快，与或多或少的人交流，久而久之，这种始于阅读，经由思考，终于写作的精神创造，便如同花苞一定要张开花瓣那样自然而然，如同雨点必定会落到地面那样理所当然，成为了一种文化自觉。

   吴树民，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写作群体中的一员。

   对这种文化自觉，还想稍稍多讲几句。

   2003年秋天，在一个范围很小的被称作“碑林谈艺”的恳谈会上，和金庸有一次会面，事后，我写有一篇题为《和金庸面对面》的文章，其中言道：“在恳谈会上，金庸也有几次发言。恕我直言，金庸实在是太拙于辞令，所以听他讲话，远不如读他的小说那样享受。尽管如此，金庸之所云也几次让我感动。比如他说一个人‘可以不敢做好人，但却绝不可以做坏人’。由此联想到我读过的金庸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录，金庸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和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我觉得，在上述一席话里，金庸对自己写作动机的描述，大概是真诚的，可他不加分析地把鲁迅、巴金的写作动机定位为“伟大”，却显然不妥。世界上不存在那种毫无功利、绝对纯净的写作，包括鲁迅、巴金在内的所有人，也不可能在写作伊始之际，动机便呈现出伟大状。但是，我们却应当努力使自己的写作离世俗功利稍远一些，尤其是不要和那种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功利相连。另外，任何一个人，也无须等到具有“教育青年、兴邦报国之志”以后才去写作，而通过写作（以及写作以前必不可少的阅读、思考）来满足自己对真、善、美的向往这么一种文化自觉，无疑可以使得写作者一步一步高尚起来，写作动机当然也就会水涨船高地接近金庸所说的“伟大”。

   吴树民196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回到家乡陕西省三原县，在从事基层文化、宣传工作的同时，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在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层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果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是源于对文学的爱好，那支撑着他长时间心平气和、坚持不懈地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力量，就只能来自我前面说到的那种文化自觉。

   进入2015年以后，有两位陕西作家，一直是我思考的重点。先是推出了5大本文集的吴树民，再就是因了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热播被广泛关注的路遥。两位作家的文学经历、创作成就当然有异，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具有值得我们深思的标本意义。坊间有不少人对拿破仑的如下言说津津乐道：“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承认，立足于鼓励人自强不息、奋发向上，这句话有其相对的合理性；而路遥，也足以承当佐证这一名言的实例。然而，大千世界（当然也包括文学领域），绝不可以只有“元帅”，更多的人，则应该努力去做一名出类拔萃的“士兵”。吴树民不就是这样的吗？安心基层，在出色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笔耕不辍近半个世纪，在诗歌、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的创作上，都有着出色表现，厚厚五大本《吴树民文集》，既是作者聚砂成塔劳作的显赫成果，也是给包括我在内的众多业余文学作者，树起了一个足以效法的榜样！

   因此，我要向吴树民鞠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