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13年12月2日《陕西日报》

老人跌倒了，有孩子来扶

商子雍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位在街头不慎跌倒的老人，扶，还是不扶，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汉姆莱特式难题。不扶，有悖扶危济困的道德规范；扶呢，万一遇上那种讹人的主儿，则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这种担心成为虽不是太大、却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好像是缘于2006年11月20日的一个小小意外。

     那一天早晨，南京有一位徐姓老妇人在街头跌倒，老妇人称送自己去医院的青年彭宇是肇事者，而彭宇则说自己是热心助人，并不曾撞倒老妇人。在缺乏旁证的情况下，事情的真相好像还真的无法还原，而我，也并不认为对彭宇的话，就一定要全部相信。但让人愤懑的是，一位王姓法官在一审判决彭宇须负担徐姓老妇人40%医疗费（4万多元）时，竟发布了这样一通混帐透顶（恕我爆了一次粗口）的判词：“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在庄严神圣的法律文书里，公然把面对跌倒的老妇人不理不问的行径说成是合情合理（也就是所谓的不“与情理相悖”），这么一来，法律就不仅仅不承认道德，而且还进一步对有道德的行为提出质疑。这样的荒谬判词，尽管理所当然地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但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无法挽回，整整7年过去了，依然是不少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样的后果，恐怕当年那位胡说八道的法官，也是始料未及。不是吗？也恰恰是在彭宇案发生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不慎在街头跌倒的老人得不到路人救助，有的还造成悲惨后果的事件。你能说，所有这些，和那位法官的歪理邪说毫无关系吗？

 当然，面对一位在街头不慎跌倒的老人，愿不愿扶是道德问题，敢不敢扶是勇气问题。不愿扶和不敢扶这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任何体制的社会中都有存在，今后肯定还要继续存在下去，但却绝不是社会道德的主流，也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或几个彭宇式的事件，就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产生怀疑。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统文化中和优秀并存的，还有糟粕。1933年6月12日，鲁迅先生曾写有《经验》一文，其中言道：“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为什么会如此？鲁迅说：因为“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这是一代一代中国人的“经验”所得。联想到流传久远的坊间俚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再面对鲁迅先生笔下记述的存在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冷漠，在经历了近80个冬去春来、近80次花开花落以后，居然依旧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现实，我的心情无比沉重。

尽管心情无比沉重，但我也一直认为，没有人能抹煞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的扶危济困之类的优秀基因，并且，即就是在道德滑坡的今天，扶危济困的精神依然在民间有着广泛存在。前不久，分别发生在广东汕头和四川达州的两件事，就让人多有感慨。在汕头，两位中学生救援酒后骑电单车摔倒的老人，在达州，三个小孩扶起不慎跌倒受伤的老太。媒体上，不断有人喋喋不休地对民众耳提面命：在去扶跌倒的老人以前，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比如，看看现场是否在监控范围之内，如果不在，那就要找好目击证人，最好能请人录像……但我注意到，孩子们去行此种善举时，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瞻前顾后。你可以说他们“不成熟”，但我更愿意认定，他们的这种行为，才是人的良知的正常反应，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强大生命力。老人跌倒了，有孩子来扶，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好的东西，就应该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不幸的是，两起事件中，孩子都受到了诬陷、甚或敲诈；有幸的是，这一次法律没有胡说八道。由于学校的积极介入和公安机关的认真调查，汕头的两位同学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被他们救助的老人也承认了错误。另一件事则比较复杂，公安机关虽认定被扶老太及她的儿子诬陷且敲诈，给予行政拘留和罚款处分，但当事人不服，提起申述。这也好,就让这件事暂时离开道德评判，收归到法律框架之中。当地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法律援助机构也不妨伸出援手，以便能最终给善与非善一个公正的裁定，给民众一个公平的交代。廓清责任，还原真相，唯如此，对匡扶社会正义、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才可以提供强大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