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耕、嘴力劳动者及其他

商子雍

                    

                  结束了在铜川文化大讲堂的演讲以后，商子雍在铜川图书馆参观

进入十一月，一阵秋风一阵凉，早上去环城公园打拳，满地的落叶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按照大自然的物候，以犁耕为业的农夫，已经开始冬闲时节的悠哉游哉了！

但笔耕者和舌耕者却操劳依旧，不得歇息。我年轻时曾凭舌耕谋生，先后在小学和中学教书；再往后的30多年里，则是以笔耕为业了，不过，却也未能彻底告别舌耕。

笔耕之余的舌耕，一是到电视台去说话。20多年前，曾应一家电视台之邀，为一档说话栏目当主持人。确定话题，邀请嘉宾，要干的活儿不少，得到的劳务费却微乎其微，就这，也干得不亦悦乎，因为那个时候年轻,虚荣心尚存，愿意在电视上露一小脸儿。但运气不好，由于电视台内部的人事纠葛（没人对我这么说，我瞎猜的，也许只是疑心生暗鬼），这档节目很快夭折。至今，我还记得电视台一位女士频频投向我的敌视目光。她显然认为，“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必须仇恨；当然，也许她只是一心要坏“敌人”的事儿，而我，只是被失火的城门所殃及的池鱼而已——不说了，往事如烟！

不过，上电视露脸儿的机会隔三岔五总有，客串主持人呀，就什么事儿接受采访呀，去给足球比赛当评论嘉宾呀；有一年，青歌赛陕西赛区还请我去当素质评委（就是余秋雨在CCTV干的那种活儿），事后有人对我说：“商老师，你比余秋雨说得好！”岂敢!不过，我比余秋雨说得少倒是真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嘛，观众看青歌赛实况转播,是来听靓妹帅哥唱歌的，你一个半老头子（经过上十年的成长，如今我已经是货真价实的老头子了）没完没了地絮叨，不是找骂吗？这样的傻事儿，我不干！

有人调侃我是嘴力劳动者，但终于，新鲜劲儿过去以后，我对这份嘴力劳动的兼职厌倦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却又较深地陷进了舌耕之中。

那是2008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在山东日照消夏，忽然接到一家电视台的电话，说是在北京奥运期间，他们要开一个“奥运天天评”栏目，请我加盟。我回答：“人在山东日照，怎么办？”对方心急火燎地说：“赶快飞回来，机票给你报。”我和家里人一商量，缩短假期，打道回府吧！没让电视台报机票，我们自己开车回来的。

就这样，我和青春而靓丽的孙钰，有了20天的合作。

转眼到了2008年年底。这家电视台又来找我，说是要在收视率最高的一档新闻板块中，开一个评论栏目“直播说吧”，每周一期，每期7分钟，由我和孙钰搭档。在有过“奥运天天谈”的经历以后，我已经深知固定做一档栏目的麻烦，于是力辞不就，最后碍于情面才勉强答应下来，并强调请他们再找几个人大家轮流来做。但结果，他们谁也没找，我和孙钰，一做就是快两年。

两年里，做了上百期“直播说吧”，再加上一期长达一个小时的春节特别节目，还有南非世界杯期间一天一期共30期的“老商侃球”。说实话，做这些节目的难度不大，但每周必须做一次节目的工作状态却大大限制了我的旅行自由，于是，无法外出、缩短行程、甚至一下飞机立马赶往拍摄现场的事儿，就时有发生，实在是苦不堪言！

更何况做这档节目，尽管我是奉“为小百姓做喉舌，向大人物说实话”为圭臬，但其实能坚守的底线也仅仅是不说假话而已，真话、实话并不能尽情地说。这样，时间一长，连自己也觉得无趣。有时我想，做嘴力劳动者，倘若能成为被社会认可的敢说真话、能说实话的名嘴，那当然好。可像现在，成为这样的名嘴无望，充其量和观众混个脸儿熟，那还不如适可而止，及早从荧屏隐退呢！

2011年，希望我可以不再“直播说吧”！

舌耕的另一种形式，是为讲课。由于有着当教师的底子，对讲课我倒不怎么怵头，只是要在几个小时里，成功吸引数以百计听众的注意力，事后还得让他们感到不虚此“听”，也是件挺费神的事儿。进入11月以后，讲课的任务接二连三。先是4号为铜川市第二届文化艺术节开了一次讲座,题目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文化解读》，由此又引出了24号去该市王益区再讲一场的新任务。12号去西安的一所高校讲言论写作。还是这两个题目，本月要在一所高校和一家企业再各讲一场。讲吧，看来，除过讲课，这个月是什么也别想干了！

或者用键盘说话，或者用嘴巴说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以后，总还有地方去说（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的畅所欲言），总可以通过媒体把声音放大，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也因此，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珍惜自己的话语权啊，认真把话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