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09年4月28日《西部网评论频道》

当体育堕落为“政绩”

商子雍

    第6轮的中超联赛虽然远远够不上精彩，但大体（仅仅是大体）看来，还马马虎虎算得上平安吧，万幸、万幸！

    不过，乱象迭出，坏事难穷，似乎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宿命，于是东边日头西边雨，按下葫芦浮起瓢，女足赛场上又打成了一塌糊涂。

    遗憾的是没有电视转播，也就无缘目睹女足球员们施展“花拳绣腿”的火爆场面；不过文字记者的状绘也还生动，特别是一位在现场维持秩序的保安的事后回忆：“新疆队队员要去抓边裁的头发，我用手一把给挡开了，我们只好护住边裁的头往外走。不过，她头上和身上还是挨了好几下。连我们保安也挨了不少打，光身上就被踹了好几下，衬衫上都有脚印，都是钉鞋踹的。”足以让我们领略出演了全武行的新疆女足球员，是怎样的穷凶极恶，又是如何的心狠脚辣！

    “动乱”依然是由裁判的判罚引起。尽管这一次的斗殴未必真的错在裁判，但说句老实话，对中国的足球裁判，我却一直印象不佳，其中在权力或金钱的驱使下为非作歹者，我相信绝不会只是个别。前几年，不是有一位俱乐部老板放言，除过某某某，其他裁判都拿过他的钱吗？真希望这位老板是在诬陷、是在说谎话；可几年过去了，怎么就没见有人挺身而出起诉他呢？

    收买（或通过浑闹来威逼）裁判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竞技场上的胜绩，但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尽管夺取胜利是竞技体育的要素之一，但这一点，又毕竟不是竞技体育的全部（甚或也不是主要）。那么，是什么样的外部压力，会使得足球、以及其它体育项目比赛的参与者，居然要不择手段地去取得那种常常是绝非实至名归的胜利！

    这就不能不说到我文章题目里的“政绩”二字了。

    对不加引号的政绩不应指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官员就应该有政绩。但加了引号的“政绩”则大成问题，它常常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同义语。请足球界以及体育界那些负有或大或小责任的官员扪心自问一番：你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为增强人民体质而发展体育运动？你们是不是真正把大众体育水平的不断提升，视为自己最重要的政绩？这么一些年来，中国体育界的不少人视金牌为至高至上，锦标主义泛滥，缘此引发的丑闻（包括这一次新疆女足球员的追打裁判）层出不穷。不妨重提一件旧事：在十运会上，辽宁教练员刘永福（以及他身后的体育官员），不但导演了柔道选手孙福明公开假摔的丑剧，而且公然向媒体宣示：运动员吃苦锻炼“不就是为了多赚钱吗？”“面子算什么？能值几个钱？”就这，辽宁代表团最后还“荣获”了所谓的体育道德风尚奖。看来，在体育界一些人（不是全部，但也绝非很少）的心目中，竞技场上的胜利，对官员来说是仕途上的红地毯，对教练员、运动员而言是提款时的银行卡，所以即就是不择手段地去夺取也在所不惜；政绩观堕落到如此不堪的份儿上，就算真的拿了金牌，于国于民，又有多大好处呢？

    健康的体育必须是属于大众的。有记者去日本大阪采访亚俱杯，开赛前，发现体育场外有大大小小几百名孩子在踢球、在玩儿足球游戏，而在中国举办同类比赛时，却见不到这种景象。他慨叹道：这就是中日足球的差距。这当然说得极好；不过，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不同的体育现象所展示的是，中日两国不同的体育政绩观。

    面对整个体育，我们必须坚持大众体育第一，竞技体育第二；面对竞技体育，我们应该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国体育树立这样的正确政绩观，真的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