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07年8月14日香港《大公报》
房子和院子
商子雍
购置新居,本来是想写一篇与房子有关的短文章,但打开电脑,我却首先想到了院子,这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民居里,房子和院子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欧阳修“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著名词句,描述的当然是权贵者的深宅大院,即就是无缘身临其境,凭借读书和阅世的经历,怕也多少能想象出它的豪华气派吧!至于平民百姓家的院子,则是另外的一种韵味了。一年初夏,我去周至县的一处偏僻山乡,中午,在一户前后左右皆无邻居的农家小憩。几间朴素的土房,打理得平坦清爽的院子并无院墙封闭,安坐于树荫之下的矮桌旁,吃农家饭菜,吹山野凉风,那种安逸舒适的感觉,真是难以言状……
对院子,我有着一种化解不开的情结,总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拥有一处由院子和房子组成的住宅。房子只须三几间,能满足我起居读书的需要即可,但院子要大,可以让我种几畦菜、栽两行树、养一片花……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永远无法成为现实的梦想,浅层次的原因,是由于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院子里度过的。
那是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父亲供职的机关位于西安城关的一条巷子里,我们家也在这条巷子租房居住。一个三进的安静小院,第一进院子的街房一明两暗,归我们家使用,上房也是一明两暗,住着父亲机关的长官邢伯伯老两口(他们没有孩子,也因此特别喜欢我和姐姐,也很容忍我们在院子里乱跑乱闹),左右两侧的厢房,则是邢伯伯和父亲的书房。第二进院子只有一排房子,是我们两家的厨房和厨师的宿舍,四五棵高大的绒线花树(这种树的学名好像是叫合欢)散落其中,令小院显得风情万种,树下,则有石桌石凳,是父亲和邢伯伯喝茶聊天的地方。第三进院子应该说是一个“废园”,只不过荒芜之中也有家里的厨师忙里偷闲种下的几畦菜蔬、一片月季(之所以记牢了这一片月季,是因为宋代诗人杨万里咏月季的名句“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就是母亲在盛开的月季花旁一字一句教给我的);再就是一口大井,两家人的生活用水,浇菜、浇花的灌溉用水,皆来源于此井。
应该说,我的童年时代是孤独而寂寞的。我尽管出生在西安(姐姐则出生在重庆),但受家庭影响,和本地的同龄孩子,彼此都缺乏认同。我上学又很早,5岁多一点便直接进入小学2年级读书,比同班同学要小三几岁甚或更多,这使得我更难和他们玩到一起。再加上家教甚严,每天放学后是必须立即回家的,在家里,除过读书写字,也只好在后面两个院子玩了。在中院里滚铁环、跳房子、绷弹球、拍洋片……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自己玩、和姐姐玩,偶尔也带同学来家。冬天,天降大雪以后,在院子里清理出一小块空地,用小木棍支起一个竹筛,竹筛下撒上一把小米,而一条细长的麻绳,一头拴在小木棍上,一头则紧握在躲在不远处树背后的我的手里,于是,一些贪吃(也可以说是不得不来吃)的麻雀,便在劫难逃地成为了我的俘虏。去年夏天,我到西北大学岳钰教授的画室去欣赏他为一家大寺院恭绘的宗教画时,同一幅精致小品不期而遇,画面上所展示的,正是我童年时“引鸟入筛”的情景,一时不胜感慨,遂和岳教授约定,以“正在消逝的历史”为总题目,我写他画,把我们童年时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逐一展示。但遗憾的是,由于事多人懒,此事至今尚未排上我的工作日程,成为我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牵挂。
至于后院,母亲是不喜欢我们多去的,原因一是有蛇,二是有一口大井。但是,看厨师摇辘轳绞水,帮厨师浇菜,看月季每月一次地花开花落,还有玩蚂蚁、挖蚯蚓、捉蛐蛐、逮蚂蚱……所有这些,对孩子而言件件都是挡不住的诱惑。说句老实话,童年时给了我最多欢乐的,不是学校的课堂,也不是家里的书房,而是这个显得很有几分荒芜的“废园”。至年长,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经一番思索我才明白,人类最早其实主要是在“院子”里活动的,喜欢“院子”已经成为一种遗传基因,不但影响着平凡若我,也影响着伟大如鲁迅呢!
10岁多一点我考入中学继续读书,也和那个有着两个大院子的住所告别。13岁多一点开始住校,再往后则是住单位的宿舍。1987年,第一次分到了单位建造的一套公寓,以后又先后换了两次,房子倒是越来越大了,可院子,却始终难如人意(就这,我眼下居住的公寓,在西安地区单位自建的住宅小区里院子还算出类拔萃呢)。本来,在这么一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住房里度安晚年的我,对购置新房已无打算,但孙女的上学问题,又使得买房成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既然要花这么一笔不算太少的钱,那我的院子情结也就得加以考虑。于是,一个场院够大、绿化够好,且和一所办得还不错的学校仅有百步之遥的所在,就即将成我的新居。推窗南望,仅隔一条玄武路,就是即将兴建的大明宫遗址公园。不久以后,当公园呈现出一派茏葱,我携一几、一椅、一壶、一盏于阳台上,不知能否寻回些许童年时和父亲在合欢树下喝茶的滋味?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