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专业人士能否从事精神分析？

在精神分析运动初期，精神分析师在医学权威人士眼中通常是江湖骗子的代名词。

在某些医生看来，那些没有接受医学教育未获得从医执照却从事治疗工作的非专业精神分析师，会导致严重的医疗安全问题。

然而，弗洛伊德却对此不置可否。

在弗洛伊德看来：与心理学和启发对人性深刻见解的分析培训比起来，医学训练对精神分析家的执业微不足道。

他还略带调皮的说：大部分医生没有受过精神分析训练，所以当他们尝试精神分析时，会遭到令人沮丧的失败。

在《非专业精神分析问题》一书中，弗洛伊德甚至提出，医学训练对精神分析是一种阻碍。

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精神分析是独立完整的学科，那些参加精神分析运动、经过正规分析、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能够从业。

因此，弗洛伊德反对在大学中开设精神分析的课程，即使他本人在大学授课。

然而，外界对精神分析的批评却是与日俱增，并最终导致了精神分析运动持久的动荡。

困境始于1924年的奥地利，美国医生牛顿·墨菲希望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弗洛伊德将他介绍给了赖克。

赖克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的犹太家庭，1911年认识弗洛伊德后，立刻将他视作父亲。

弗洛伊德建议他放弃原本的医学专业，投入精神分析的研究。

在维也纳，人们戏称赖克为“仿弗洛伊德”，赖克热衷于模仿弗洛伊德，蓄跟弗洛伊德同样的胡须，吸相同品牌的雪茄，甚至模仿弗洛伊德说话。

弗洛伊德也对赖克偏爱有加，经常资助他，给他介绍病人，将一些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他。

在对墨菲的治疗中，赖克并未意识到他表现出的精神病性症状，墨菲因此非常不满，进而起诉赖克非法行医。

1925年2月，事件继续发酵，赖克被禁止从事精神分析工作。

非专业人士从事精神分析的问题最终被引爆。

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精神分析是否为江湖骗术的争论席卷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各大媒体。

一直反对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独立医生分析师委员会主席威廉·斯泰克尔立刻加入这场斗争，谴责弗洛伊德的弟子滥用精神分析。

奥地利医生朱利叶斯·瓦格纳（192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作为精神分析治疗的受害者，则迅速起草报告，建议只有医生才可以从事精神分析治疗。

弗洛伊德无法对弟子的境遇袖手旁观，1925年3月8日写信给朱利叶斯·瓦格纳，称在赖克治疗的所有病例中，自己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

1927年5月，墨菲由于精神状态被取消了出庭资格，赖克被免予起诉。

美国媒体刊登了“反对弗洛伊德，美国人认输”的头条新闻。

事情似乎告一段落。

然而这场非专业精神分析问题所引发的分歧，远大于女性性征及儿童精神分析的争论。

这种分歧导致世界范围内精神分析运动的持续大动荡，并出现了三种对立的观点。

观点1：反对非专业人士从事任何形式的精神分析；

观点2：反对各种形式的限制，支持非专业人士从事精神分析；

观点3：支持非专业者在严格的规则框架下从事精神分析，并倾向于从业者接受医学学习，尤其是精神病学方面的培训。

第一种观点几乎得到整个北美社会的支持，他们组织运动和协会，反对无正式资格的行医者。

当时，布里尔在美国着手制定规章，要求精神分析的从业者必须毕业于被认可的医学院，获得医生执业资格。

弗洛伊德对此非常愤怒，认为精神分析在美国已经沦落为精神病学为所欲为的仆人。

第二种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来自欧洲日耳曼语世界，以弗洛伊德和费伦齐为主，认为医学培训会损害精神分析。

第三种观点更加自由，更加实用，获得琼斯和英国学派的支持。

显然，弗洛伊德在这场非专业精神分析的战役中最终落败了。

那些原本支持非医生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考取大学学位，遵守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

一些早期即追随弗洛伊德的重要人物，也纷纷表达了与弗洛伊德相反的立场。

1905年即加入弗洛伊德星期三小组的爱德华·希尔曼冰冷的说：我坚守卫生部门的法令，精神分析师应该具有医生执照。

弗洛伊德最早追随者之一的伊西多尔·萨德格尔，同样明确的说：我的原则和看法很坚定，病人应完全由专业医生诊疗，任何非专业人士对病人的分析都应该避免。

哪怕是一直亟欲讨好弗洛伊德的多伊奇，也隐晦的表达：治疗是医生的工作。

弗洛伊德所坚持的阵营完全失守。

“我简直是个没有士兵的将军”，弗洛伊德悲伤的说。

1929年初，相关争议仍未停歇。

弗洛伊德开始考虑与美国精神分析界划清界限，以坚守自己对非专业精神分析师支持的立场。

对此，一些纽约的精神分析家说道：

弗洛伊德再怎么权威，再怎么伟大，也还是有限的，毕竟，他的话不是法律。

终其一生，弗洛伊德都在致力于拓展精神分析师有别于医生和哲学家的独立空间。

遗憾的是，这一精神分析运动的核心困境，至今未解。

时至今日，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你，会选择支持哪种观点呢？

参考资料：

《弗洛伊德传》，彼得·盖伊

《弗洛伊德传》，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