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为什么偷窃和撒谎——温尼克特

唐纳德·温尼克特 Encountering

一个妈妈如果生养了好几个健康的孩子，就会发现每个孩子隔三差五都会表现出一些急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孩子2~4岁左右。某个孩子有段时间会在夜里异常激烈地尖叫，以至于邻居都以为她遭到了虐待。有个孩子完全拒绝接受清洁训练。另一个孩子太爱干净、太听话了，妈妈都担心孩子是不是完全没有自发性和个人进取心。还有个孩子发起脾气来简直吓死人，可能使劲儿撞头，还会屏住呼吸，直到把脸憋得发青，逼得妈妈花尽心思，才有可能使他稍微配合一下。这类事情可以列出一条长长的清单，家庭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着这些事。在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中，有件事情可能会引起特别的困难，那就是偷窃的习惯。

小孩子们经常习惯性地从妈妈的手袋里拿硬币出来玩。通常这都没什么问题。孩子会把手袋里的东西全翻出来，然后散落一片，而妈妈一般都能容忍孩子的这种做法。当妈妈注意到这一团乱时，她反而还可能会被逗笑。聪明的妈妈甚至会准备两个手袋，一个从不让孩子碰到，另一个更普通的就可以让小孩翻找和探索。慢慢地，孩子就会从这个阶段长大，不会为这种事多想什么。妈妈也理所应当地觉得这是挺健康的表现，而且这是孩子与她和其他人的原初关系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也可以理解，偶尔当小孩子拿了妈妈的东西，而且藏起来时，妈妈真的会很担心。因为妈妈体验到的是另一个极端：这是个会偷东西的大孩子。没有什么能比家里出了个爱偷东西的大孩子（或成年人），更能扰乱一家人的幸福和谐了。这样不但家人不能彼此信任，不能自由随意地放置自己的东西，还不得不想一些特别的办法来保护重要的财物，比如钱、巧克力、糖果，等等。这种情况下，家里就可能有人是不健康的了。很多人一想到“偷”就非常反感。在面对偷窃时，他们会感到很不舒服，就和听到自慰这个词时的反应一样。除了因为曾经遭遇过小偷之外，他们还发现自己非常明确地讨厌“想到”偷窃，因为童年时，他们曾和自己的偷窃欲望进行过长久的斗争。正是因为这种对偷窃感到不安的感受，才让妈妈有时有不必要的担心，其实，小孩们拿妈妈东西的倾向是十分正常的。

冷静地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一户普通人家里，没有哪个人恶劣到要被称为小偷，可实际上，家里有大量偷窃行为发生着，只是这些行为不被叫做偷窃而已。孩子会去食品柜拿一两个小面包，或者从橱柜里拿一块糖。在一个好家庭中，没人会说这么做的孩子是个贼。（可是在养育机构中，同样的情况可能就会被惩罚和谴责，因为那里恰好有这种规则。）

父母也许有必要设立规矩，好维持家庭的运转。父母可以规定，孩子可以随便去拿面包或某种蛋糕，但是不能再拿特制蛋糕，也不能从储藏柜里拿糖吃。这种事情总会反反复复地发生，而家庭生活多少都是由这些，或类似这种解决父母与孩子关系的事情所组成的。

强迫性偷拿意味什么

然而，如果说一个孩子习惯性地偷拿苹果，然后很快把它送给别人，而从不自己享用，那么他的行动是带有强迫性的，是不健康的。他很可能被人叫做小偷，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要是硬逼他说出个理由来，他就会开始撒谎。关键是，我们要理解这个男孩在干什么？（当然这也可以是个女孩。）其实这个小偷不是在寻找他所偷的物品，他是在寻找一个人。他在寻找他的妈妈，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一点。对这个小偷来说，那些名牌钢笔、邻居家的自行车、果园里的苹果，并不能带给他真正的满足感。一个在这方面不健康的孩子，其实没有能力享受偷完东西后的物质占有感。他只是在将一种幻想付诸于行动，这种幻想源自于他的原始爱欲冲动，他顶多只能享受一下行动化本身的过程，以及技巧上的操作。事实上，他在某种感觉上是丧失了与妈妈的联系。妈妈也许还在，也可能不在了。她甚至可能还是个在家的理想好妈妈，还能给孩子所需要的爱。可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自己还是有一些东西缺失了，没有从妈妈那里得到过。孩子也许很喜欢妈妈，甚至很爱妈妈，但是，在更原始的意义上，孩子出于某种原因失去了妈妈，或妈妈的某个部分。于是，这个偷东西的孩子又变成了小婴儿，又在寻找自己没有被满足的妈妈的某个部分，或者说，在寻找那个他有权利去偷的人；实际上，他在苦苦寻找那个能让他拿取些东西的人。这就像小婴儿和一两岁的小孩一样，这么小的孩子从妈妈那里拿东西是不需要理由的，仅仅因为她是他的妈妈，他就有权利对妈妈这样做。

进一步讲，他有权利是因为他的妈妈确实是属于“他的”，因为是他创造出了妈妈。他对妈妈的概念，是随着他一点一点有了爱的能力而产生的。我们通常知道的是，某某太太，已经有了六个孩子，某一天她又生了个宝宝，叫约翰尼，她喂宝宝吃奶，照顾宝宝，后来，她又怀了另一个孩子，诸如此类。然而，从约翰尼的角度来看，在他出生时，这个女人就是他所创造出来的；通过妈妈主动积极地适应约翰尼的需要，妈妈的表现又让这个孩子明白了创造什么东西会比较合理，因为那东西真的就在那儿。妈妈从自己这边给他的东西虽然是客观现实，但对他来说，那一定都是他先构想出来的，是主观性的，这时客观性还没开始对孩子有任何意义。最后在追溯偷窃的根源时，我们总能发现，那个小偷需要的是重新建立起他与世界的关系，而基础就是重新找到奉献于他、理解他、愿意主动适应他需要的那个人（妈妈）；实际上，这个人愿意给他一种幻象，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包含着他构想出来的东西，而且这个人愿意呼应他魔法般的召唤，让他能在外部的“共享”现实中，真的对应到一个对他甘于奉献的人。

这个观点有什么实际应用意义呢？重点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健康婴儿，都是一开始先创造出了主观性妈妈，然后才一点一点变得能客观感知到真实的妈妈。这个痛苦的过程就叫做幻灭，而且我们完全没必要主动去幻灭一个幼小的孩子；反而应该说，平凡的好妈妈会有所保留，只允许幻灭以她觉察得到的、婴儿能够承受、并且乐于接受的程度发生和进行。

一个从妈妈钱包里偷拿零钱的两岁孩子，是在扮演饥饿的婴儿角色，他以为自己创造了妈妈，于是也认定他对妈妈和妈妈的东西都有所有权。幻灭往往很快就会到来。例如，弟弟或妹妹的降生就是一种可怕的幻灭性打击，即便孩子对此早就在做准备，或者对新出生的弟弟妹妹也有美好的感觉。弟弟或妹妹的到来，让小孩原以为自己创造了妈妈的想法，一下子就进入了幻灭的过程，这就很容易引起孩子一段时间的强迫性偷窃。你会发现，孩子显得不再那么完全占有着妈妈了，反而开始强迫性地拿东西，尤其是甜的食品，然后把它们藏起来，但是又不能真的因为拥有了它们而感到满足。父母要是理解了这种强迫性偷窃的意义，他们就会采取更合理的行动。比方说，他们愿意容忍，也会尝试去理解这个感到从与母亲的关系联结中脱节的孩子，明白他每天至少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可以指望有人能给他一定的特别关注；这也是开始给孩子零花钱的时机了。最重要的是理解这种情况的父母不会把千钧重担全压在孩子身上，硬要他承认错误，如果父母不清楚情况而这样做了的话，孩子不仅会偷东西，还会开始撒谎，其实这完全是父母的过失。

上述这些都是普通健康家庭常有的事，绝大多数情况下，整件事都能顺理成章地度过，而那个暂时强迫性地偷东西的孩子也会恢复正常

不要“治愈”小孩的偷拿行为

不过，父母是否足够理解了所发生的事情，避免了不明智的行动，还是觉得一定要在偷窃早期就“治愈”它，以为这样就能防止孩子长大后真的成为小偷，这其中的差异也很大。即便最终一切进展还算顺利，像这类照顾不当的细节，着实还是让孩子受了不少没必要的苦。成长所要遭受的本质痛苦其实就已经够多的了。不仅是偷东西这件事，孩子以任何形式遭受了太大或太快的幻灭，都会出现一些强迫性的举动或行为，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比如，乱翻乱闹，拒绝在正确时间排便，削掉花园植物的“头”，等等。

有些父母觉得他们必须对孩子的上述举动或行为追查到底，他们必须让孩子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解释清楚，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孩子的困难，而成长本身的困难已经让孩子够紧张的了。小孩不可能给出他们行为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结果就是，孩子因为父母的误解和责备产生了罪疚感，而又不能让自己体会这种难以忍受的罪疚感，这样，在人格层面就会发生分裂；分裂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极其严厉，另一部分则被罪恶的冲动所占据。这样，孩子将不再感觉到罪疚，反而变成了人们所说的骗子，开始说谎。

可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丢了自行车还是会很受打击的，而且不会因为知道了小偷潜意识里是在寻找妈妈而好受多少。这完全是两码事。受害者的报复情绪当然也不能被忽视，而且任何对有犯罪行为的儿童感情用事的当时只会适得其反，反而提升了对犯罪者的普遍敌对情绪。法官在少年法庭上，不能只想着小偷是个病人，也不能忽视违法行为的反社会本质，及其在事发当地的社会群体内所激起的负面情绪。当我们请求法庭认清小偷其实是个病人这一事实，以及应考虑裁定其接受治疗而非惩罚他们的时候，确实，我们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当然，还有许多偷窃从来不会闹到法庭上，因为平凡的好父母在家里就把这些事情满意地解决了。可以说，妈妈根本不会把幼小的孩子偷拿她的东西这种事放在心上，而且做梦也不会把这种事叫做偷窃，对她来讲这很容易理解，孩子这么做不过是在表达爱和需要她。在照顾四五岁的孩子时，或是在照顾一个正在经历强迫性偷窃阶段的孩子时，这对父母的容忍力确实是个挑战和考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帮助这些父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帮助他们引导孩子度过这段社会适应期。正因如此，我才试着表明我的这些个人观点，我也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为的是让好父母和好老师们能理解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