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弗洛伊德和玛莎：完美关系 作者：曾焱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青年弗洛伊德与玛莎 贝尔奈斯订婚后的合影（摄于 1883年） 伟人身后的玛 莎 与弗洛伊德有过几十年交往的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评价他这位老友拥有绝不动摇的道德观念，根

 
伟人身后的玛莎
      与弗洛伊德有过几十年交往的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评价他这位老友拥有绝不动摇的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得就像他天性中的一部分。
      在1915年写给《人类的动机》的作者、哈佛精神分析学家帕特南的信中，弗洛伊德解释了他所说的这种道德观到底是什么。他写道：“我的道德观是通常所说的具有社会意义的道德观，而不是性道德观。社会眼中的性道德似乎很卑鄙下流，正如极端的美国那样，我个人在自己认可的范围之外很少滥用性的自由，但我同样支持那种全然自由的性生活。”
      精神分析学说之父洞悉人类性的隐秘，诸如潜意识（Unconsiousness），或者本能（Instinct）和阻力（Resis-tance）。大概正因为如此，他将自己的婚姻生活保持单纯。欧内斯特回忆：“弗洛伊德通常会说爱与恨的改变会轻易地改变他和男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几次，但是这种令人头疼的感情矛盾却从来没有影响到他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他对女人的态度比较稳定，或者说他的感情是非常传统的。”
      “我们可以从他的信件和对爱人的选择上看出，他心中爱慕的对象只有一种，那就是温柔的女性形象。虽然通常来说女性属于弱者，但在他看来，女人却比男人更细腻，更具有高贵而且值得尊敬的气质，有一些表现显示出弗洛伊德希望能够从女人身上学习这种气质。”
      “弗洛伊德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很少有人能够一生守护自己的妻子而完全不去想别的女人，弗洛伊德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男人如果像弗洛伊德一样选对了对象确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这种男人能不能代表正常的男性呢？这个问题只有社会心理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能够解答。”
       弗洛伊德选对了的妻子名叫玛莎·贝尔奈斯（Martha Bernays），和他一样，也是犹太人。如果从订婚那年算起，她和弗洛伊德相伴57年，养育了6个孩子。
       弗洛伊德几乎从不向外人主动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这是他严谨个性的一部分。在《我的自传》中，也没有专门的章节留给妻子玛莎。他只是提到给玛莎信中与研究有关的只言片语，也简单说到曾为了和分别两年的未婚妻见面而中断了手头即将完成的可卡因研究，但他从未后悔丢失这次年少成名的机会。但是玛莎保留了900多封他们早年的情书，让人看到弗洛伊德那些热烈的爱。在玛莎于1951年去世后，欧内斯特有幸读到了这些信，他毫不怀疑地告诉人们：
      “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的确是他唯一的对象，甚至被他视若珍宝。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任何人的地位能够超越玛莎。虽然他在婚姻生活中热情的部分比大多数男人都结束得早，但却用他一生的奉献和全心全意的理解弥补了这些遗憾。” 热烈的爱情
      少女时代玛莎的样子，有一张半身像留存下来：长发中分，光洁地束在脑后；面庞柔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深邃，目光十分专注。
      照片拍摄于1883年，也就是他们订婚后的第二年。1882年4月，从维也纳大学拿到医学学位不久，弗洛伊德在自己家中邂逅了妹妹安娜的朋友玛莎，两个月后，两个年轻人做了订婚的决定。这次订婚其实是他们私自呵护的秘密，直到半年后才让双方的家人知晓。这对恋人经历了所有恋人都有过的因深爱而来的敏感、嫉妒、试探、误解、和好，他们准备了一本“秘密记录”，轮流执笔写一些他们订婚前后发生的事情，有日记、学习笔记，也有自我反省之类的话语，他们设想的是以后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能够读出来，提醒彼此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
      玛莎比弗洛伊德小5岁，出身于一个地位很高的犹太家庭：她的祖父伊萨克·贝尔奈斯曾是驻汉堡的犹太正教领袖，也是诗人海涅最尊崇的朋友。玛莎娇小聪慧，弗洛伊德第一眼就喜欢上她。几个星期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展开追求攻势，每天送玛莎一朵红玫瑰，再用拉丁文、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在附送的卡片上写一句箴言。后来他在一封情书中写道：你的外表透露出你内心无比甜蜜、温柔和理性的特质。我对外表的魅力总是不太在意，但我要告诉你，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我对这点毫不怀疑。他的追求过程，十分符合19世纪末那种中产阶级的“精巧复杂的求爱仪式”，所有浪漫关系都在客厅或前廊里发展，并受到女孩家长的严密监护。
      订婚后有两三年时间他们分隔两地。弗洛伊德几乎每天写信，有时一天三封，向玛莎倾诉思念。他们用玛莎喜欢的哥特式文体通信，篇幅没有少于4页的时候，有时会长达十几、二十来页。他也和玛莎分享自己各种转瞬即逝的想法，订婚两周后，他在信中跟她说到了梦的事情：“我有很多不能解释的梦，我从来不会梦到那些白天心里所想的事情，在我梦中的都是那些在白天一闪而过的事物。”这就是后来梦的解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时的弗洛伊德已经进入到维也纳总医院精神病科工作，随后拿到一笔奖学金前往巴黎师从法国神经学家沙尔科，但他仍然是一个清贫的住院医师，父母家的生活环境也极为困难。在订婚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都无法娶回未婚妻玛莎，因为他没有稳定收入可以保障婚后的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维也纳，夫妇一年的生活费用至少需要2500基尔德（约合1000美元），可弗洛伊德全部存款也只有1000基尔德。玛莎的母亲不愿意接受一无所有的女婿。
      但他和玛莎的感情愈加深刻。有一次玛莎在信中开玩笑，说她幻想自己洗澡时淹死了，弗洛伊德就很郑重地给她回信：“肯定有人觉得失去爱人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相比简直微乎其微，但我承认，我的态度和看法与他们截然想法，在我看来，失去爱人就像是世界末日，即使生活仍然继续，但我却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
      1886年4月，弗洛伊德终于在维也纳开业行医。这年9月，他和玛莎结婚了。为了筹备婚礼他们花光了几乎所有的钱，而且主要是玛莎姨妈和叔叔赠予的嫁妆，却还是差点连家具都买不起。

沉静的婚姻
      对于他们的婚姻生活，年轻的弗洛伊德曾形容为：“从抒情诗时代进入到叙事诗时代。”他喜欢恬淡的日子，为此向玛莎描绘过一幅理想图景：“我们只需要两三个房间就可以了，足够我们生活起居和招待客人，另外还要有一个不停弄着食物的炉灶，房间里的摆设应该有桌子、椅子、床、一面镜子、一个记录着快乐时光的挂钟、一个可以让我在白天香甜地睡上一个小时的安乐椅，地上铺着几块地毯，让主妇能够更轻松地保持地板干净……总之，每一件东西都应该像一个充满着幸福和快乐的世界，或者可以看作是我们安静的朋友，又或者象征着一个让我们敬重的人性。”
      从1887到1891年，他们有了三个孩子，好在弗洛伊德的诊所生意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诊疗费已经可以支撑家人生活。玛莎是永远把丈夫放在第一位的主妇，也是愿意躬身去干佣人工作的女主人，但对于玛莎在家简直成了洗衣做饭的保姆的说法，朋友欧内斯特·琼斯是坚决驳斥的。他说玛莎是一位能干的主妇，但绝对不是保姆型的人。“她实际上是一位注重生活格调的高级知识分子，每天晚上她都看书，并且总能赶上最新的学术潮流，直到她死前依旧如此。”在她恋爱和结婚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女性的法律地位正在逐渐改进，女权运动赢得自己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正是上演于1879年。但是，玛莎显然无意于接受这些信息，她只是在管好家庭之余，表现出对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格外喜爱，而后者也恰好是她丈夫的朋友和支持者。
      1891年，他们从市政街搬到租金更便宜的柏格街19号，租下两层楼：楼下房间是弗洛伊德的书房和诊室，楼上用作家人居住。弗洛伊德在这里又多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是在这里，他创立了影响整个20世纪思想史的精神分析王国。柏格街19号变成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门牌号码。
      只要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生活极其规律：早上8点开始接待第一位病人。中午13点是他和全家人一起用午餐的时间。他从来不说话，专心享用食物，如果发现哪个孩子没在座位上，他会用眼神询问玛莎，然后指指空位，玛莎就会告诉他为什么孩子没有出现。下午15点到晚上21点是他下午的诊疗时间，繁忙时会拖延到22点。
      每年夏天，他和全家人一起离开维也纳出外度假。他会在年初就讨论旅游路线，复活节的时候自己提前走一遍，然后回来向全家人做个报告。他们对于旅行地的要求非常特别：必须是一栋远离名胜古迹的舒适的房子，里面有一个可供弗洛伊德随时写作的房间；必须要在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的地方，有一定的海拔高度，附近有森林可供散步，还要有蘑菇可采——采蘑菇是弗洛伊德度假时最大的消遣，在这方面堪称高手。女儿安娜曾向友人描述，当他们的父亲发现一个蘑菇时，会像捕捉蝴蝶一样，飞快地用帽子把它盖住；他还会哄着安娜每天采摘鲜花供奉到树林附近的圣母像那，保佑他们有所收获。
      玛莎很少有机会或许也没有兴趣去从事纯学术性的研究，对丈夫事业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清楚，但她始终是他最好的完成梦想的伙伴。在她和弗洛伊德恋爱时期共同撰写的那本“秘密笔记”里，弗洛伊德曾写到这样的愿望：“我会和玛莎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我们的一个个心愿，虽然远大的理想遥遥无期，但我们会同心协力地度过这一生。”很显然，他们做到了。
     1921年末，追随精神分析之父多年的俄国女作家露·安德里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e）拜访弗洛伊德一家，在日记里她写到对玛莎的印象：“我还很钦佩弗洛伊德夫人，她总是把自己份内的事料理得好好的，总是充满慈爱，拿主意做决定时十分果断，但她从不会干涉属于她丈夫责任范围内的事务；总是充满自信，绝不是一个旁观者。……不管怎样，他的家庭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思考人们通常在‘自由’和‘有了家庭牵绊’之间做出的错误区分。想打破自由和社会义务（其中包括家庭责任义务）间潜在的平衡，这常常是病态的。”
      在这个报纸专栏作家都在怀疑“婚姻破产了”的20世纪20年代，践行婚姻和性爱分离的莎乐美觉得自己在弗洛伊德家里看到了平衡的完美关系。
     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玛莎又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了12年。弗洛伊德和玛莎的最后一张合影摄于1939年，看起来像是在伦敦的住处前面，他们满头白发，亲密地站在一起，弗洛伊德正微微侧过头去，和温柔看向他的妻子目光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