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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在A与B之间,我选C(中间学派)

(2015-12-30 00:23:01)
分类: 客体关系

温尼科特

在A与B之间,我选C

本文内容节选自《温尼科特传》

(“Untitled” por Masao Yamamoto, 山本昌男, Male, Japan)


Marion Milner:

温尼科特像一个轮转烟火,快速转动的烟火向四面八方喷发出火花,传神地捕捉了他那灿烂耀目的思绪游戏、幻想、臆测,以及他展望无人所见之境的能力。

编者按:

从这篇文章中,你不仅可以了解到历史上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内部纷争,也可以了解到精神分析的很多发展历史,更可以了解到温尼科特那些温暖而灿烂的思想是如何摆脱权利纷争并诞生于世的。若你对温尼科特有兴趣,也可阅读《温尼科特传

》了解更多。 

 在A与B之间,我选C

1945年11月28日夜晚,唐纳德·温尼科特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发表演说。当时他49岁。这个国家被二次世界大战耗尽了人力、物力,已经是名符其实的破产了。伦敦只剩断垣残壁与瓦砾满布的劫后街景,到处都是贫穷与食物短缺。但无论如何,战争终于结束了,也因此弥漫着重建的微薄希望。这样的一股氛围激发了温尼科特的这场演讲。他那晚发表的论文《原初的情绪发展》(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是这样开始的:“从我的题目,各位立刻就可以知道,我选了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主题。我能做的,是提供一份初步的个人报告,就像在写一本书的引言。我不打算先提供历史文献的综述,也不打算呈现我如何从别人的理论中发展我的看法,因为我的思想脉络不是那样运作的。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我读了这些、读了那些,这里读一点、那里读一点,然后将其放到临床经验中,后来我自己的理论便形成了,最后的最后,我对自己是从哪儿偷来这些的也很感兴趣。或许这也算是一个好方法吧。”温尼科特不像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这位同样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作者,那般害怕被指控剽窃——这是大部分作者都害怕的事,温尼科特大胆地使用“偷”这个字,展现了其心灵的自在遨游,而他正引以为傲。

他继续说道:“关于原初的情绪发展,有很多事情仍属未知,或尚未正确了解,至少在我这方面是如此。我们当然大可以说,今天的讨论应该再晚个五年、十年。但相反地,有一个事实是,在学会的学术会议上总是存在着误解,如果我们能借由讨论这些原初的情绪状态,也许会发现我们所知的,已足以避免某些误解。”

温尼科特对这主题的重要性与他看法的大胆,被他的外表和呈现方式大大削弱了。相较之下他算是身材矮小,一米七。他的声音有点儿尖锐,咬字非常清晰精准,他在德文郡(Devon)度过童年的背景清楚表现在他那地方性的口音上,他用这样的口音热情地演讲。当时他已发表了不少论文,也在小儿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许多都收录在1931

年的《儿童期疾患之临床记录》(ClinicalNotes on Disorders of Childhood)中。

他继续道:“我主要的兴趣在于儿童与婴儿病患,因此我决定我必须在分析中研究精神病。我有过大约十来个成人精神病病患,半数曾被相当完整地分析过。这是战时的事情,而我可以说我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些闪电空袭,所有时间都沉浸在精神病患的分析中,这些病人对于轰炸、地震、洪水是出了名地毫无所感。”他在此暗示了他自己作为分析师时几近认同了那些精神病患者。但是,虽然他“几乎没注意到空袭”,在某次会议上,却是他提醒学会会员注意轰炸要开始了。

“这个工作的结果是,”他继续道,“我有十分丰富的材料,可以和各位讨论,也可以结合目前的理论,将这篇论文作为一个开端。各位听完我这些材料,并提出批评,可以帮助我迈开下一步。我的下一步乃是预备研究这些观念的起源,无论是来自于临床工作还是来自于分析师发表的文章。事实上,在这篇论文中要不提及临床资料是极其困难的,不过我希望临床资料愈短愈好,这样才有充裕的时间讨论。”

温尼科特在1923年开始他自己的分析,当时他27岁。他在医学院时代就略有涉猎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一直未寻求分析,直到他和艾丽斯·泰勒(Alice

Taylor)结婚的那一年,也就是他被任命为三所医院的小儿科医师,以及开始私人执业的同一年,他为了个人问题求助于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后者乃是英国精神分析的创始人。琼斯给了温尼科特一张分析师的清单,让他自己做选择,但温尼科特无法下决定。于是他被转介到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处,后者刚自维也纳回来,在维也纳时他与妻子一起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

数年之后,温尼科特成为英国学会第一批候选人之一。他当时的学养尚不足以发展出一套对时下议题的个人观点,但他自身的秉性与逐渐累积的观察,最终将驱使他一头栽入人类心理学基本问题的无涯钻研。他成为最具原创性的心理学家与哲学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具备卓越技巧的临床医师。

他独立的心灵尤其可在当时争议的背景下突显出来。争议向来是精神分析史的一部分,打从精神分析源起,争议就存在了,而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的英国学会,则有一个特殊的转变。在过去,年轻的弗洛伊德和同事荣格(Carl

Jung)、阿德勒(AlfredAdler)之间著名的分裂标志了第一个争议。之后是和威赫姆·斯特科(Wilhelm
Stekel)、威

廉·赖 希(Wilhelm Reich)、奥托·兰克(OttoRank)、桑道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等人陆续的分道扬镳。弗洛伊德的晚年苦于颚癌,对于其女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与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Klein)之间的争议,他全程监督但也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距离。若要了解儿童精神分析的历史与温尼科特个人发展的历程,非得清楚这两人之间的歧见不可。 

精神分析在英国的发展始于欧内斯特·琼斯对弗洛伊德文章的热情回应。他 1908

年在维也纳与弗洛伊德初次会面。欧内斯特·琼斯本身是韦尔斯籍的神经学家,后来成为弗洛伊德最亲近的同事,也是最得力的捍卫者之一。他在1913年成立了伦敦精神分析学会(LondonPsycho-Analytical

Society);不过,由于其中一位成员偏好荣格的理论胜于弗洛伊德,他解散该组织,并于1919年再度尝试,这一次将其命名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这是一个小团体(二十个会员,其中六位是女性),主要组成分子为盎格鲁萨克逊族裔,和欧陆绝大部分为犹太裔的组成不同。实用主义取向(pragmatic)、经验主义(empiricist)的英国性格,形成了其对精神分析特有的贡献。

促使44岁的克莱茵于1926年到英国的部分原因,便是希望强化英国与欧洲学会彼此之间的了解。当时她已接受弗洛伊德的两位同事分析,其一是布达佩斯的桑道尔·费伦齐,然后是柏林的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这段时间她开始通过精神分析的这副滤镜来观察自己的小孩。这些发现可说是关于最早期心智发展的理论之滥觞,是一个原创而有力的理论,所关注的领域乃是弗洛伊德过去所忽略的。英国分析师在欧内斯特·琼斯的领导之下,邀请克莱茵进行一系列的讲学。之后,部分是出于对欧内斯特·琼斯希望她能分析自己的妻子与两个小孩的响应,她迁居至英国。对克莱茵来说,这是一个改变柏林生活的好机会。在柏林,亚伯拉罕死后,她与匈牙利籍分析师桑道尔·兰道(Sándor

Rado)与法兰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间的治疗甚是糟糕。

整个20世纪20到30年代,克莱茵在英国学会善意的气氛中绽放风采。当纳粹的威胁日烈,整个欧洲分崩离析之际,精神分析师就如所有其他人一般,必须寻求安全之所。有能力的分析师就迁居到西方各国。通过琼斯与也是分析师的玛莉·波拿巴特王妃(Princess

Marie Bonaparte)的奔走,弗洛伊德与其家人在伦敦安顿下来。其他分析师则纷纷转往美国、加拿大或南美洲。

安娜·弗洛伊德生于1895年,是弗洛伊德与其妻玛塔(MarthaFreud)最小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受过小学教师的教师资格培训,被自己父亲分析之后,她在儿童分析这个新生之地有了迥异于克莱茵的贡献。安娜·弗洛伊德主要分析对象是学龄儿童。她认为儿童一般无法发展出成人形式的移情。她强调和需要被分析的小孩建立一支持性的联结之重要性。她认为,小孩仍处在父母的影响之下,某种程度来说其心灵的内在结构还未强固到能允许此结构被重新活化而导向分析师,这迥异于克莱茵式的“没有胡说”(no-nonsense)诠释技巧,后者的假设是儿童的游戏等同于成人的自由联想,而且儿童完全可以形成移情。她将心灵结构的发展推到一个远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安娜·弗洛伊德所推论的更早期的阶段。

随着安娜·弗洛伊德抵达伦敦并进入英国学会,争议便登上舞台。大批的欧洲分析师进入英国学会,剧烈且永久地改变了学会内的平衡,其中一些人站在克莱茵的战营,另一些人则向安娜靠拢。主要是犹太裔移民开始超过学会原本成员的人数。隐约间有一种竞争:安娜·弗洛伊德与梅兰妮·克莱茵在争取谁才是弗洛伊德最正统的继承人。安娜是弗洛伊德之女,且由弗洛伊德亲自分析,但克莱茵相信她的理论更直接有力地承续了弗洛伊德的传统。

二战期间,学会里许多会员被召去服役,但仍有一大批人留在伦敦,设法参加一系列后来所谓的“特殊会议”(Extraordinary

Meetings),克莱茵与安娜·弗洛伊德各自的追随者在此发表了不同意见。这些会议的诞生乃是由于一些由克莱茵那也是分析师的女儿梅丽塔·施米德贝格(Melitta

Schmideberg)对克莱茵所发动的公开攻击。与梅丽塔·施米德贝格同盟的,还有她的分析师,显赫的爱德华·格洛夫(Edward

Glover)。格洛夫在英国学会的地位仅次于琼斯,一开始也是克莱茵的热情拥护者。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平息这些针对克莱茵的粗鲁抨击。战争的不确定性、双方人马都面临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工作带来的混乱和迷失,这些因素益发火上加油,使得争议的氛围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达到沸腾状态。 

所谓的大论争吸引了很多感兴趣的与会者,众人苦思两人之间的差异,并试着找到在这些差异存在的状况下一起工作的方法。会议最后产生了妥协方案。这是英式风度的十足明证。数年之后,这些差异得以定稿,训练计划永久地分裂成A计划(由克莱茵领军)与B计划(由安娜·弗洛伊德主导)。介居其中的,是一群不想与任何一派结盟的“中间派”:这群人各有其各自不同的背景与信念。温尼科特过去被视为是克莱茵的追随者。当他1934年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附属研究中心(British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毕业之时,他38岁,而且很快就被认可为儿童分析师。克莱茵在1935到1940年间对温尼科特的儿童个案提供不少督导,并且挑选他作为她自己一个孩子的分析师。虽然他一直和克莱茵及其追随者保持极为友好的关系,也一直很敬重克莱茵的观点以及她本人,但他走上另外一条路径的事实却逐渐明朗起来。他们两人日渐不同,其差异之核心在于温尼科特相信母亲是一个真实、外在的角色,而此人对儿童心灵的发展至关重要。两相对照之下,克莱茵则强调在儿童的心智中母亲这个概念内生的成分。因此,在本质上,是儿童的幻想世界决定了孩子会拥有什么样的母亲,之后才从这一点衍生出许多枝节。温尼科特作为一位小儿科医师,大半的职业生涯都在诊间诊察小孩与他们的母亲,他对这一点另有看法。 

温尼科特发表《原初的情绪发展》之时,他正与克莱儿·布里顿(Clare

Britton)开始一段感情,这位女性最后成为温尼科特的第二任妻子。她是精神科社工,在战时和温尼科特一起指导被撤离到牛津郡的儿童的照护。在这段将会持续到他生命结束那一天的关系里,他逐渐成为一个在以精神分析的方法了解人类生活方面,完全新式的思想家与写作者。在温尼科特的写作里充满个人特质(“我的思想脉络不是那样运作的”),同时,这种特质可能也呈现在他那高度自制的临床工作里。这种个人特质当中的真诚内在(immanence)总是充盈在他的思考中,促使他认知到在执行分析的始终是一个“人”,而且这个过程不只是系统性地应用科学与客观。

或许“分析师始终是一个人”这句话看来再浅显不过,但在讲究科学的文化里,不只要求绝对科学,还有那些希冀被认真当作科学家的作者们所写的文章,在姿态上与风格上都得刻意去暗示作者的观察与思考是完全无情感的,也就是说,是完全“客观的”工具。精神分析的文献亦无例外。温尼科特始终表现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因此也较其他精神分析师更贴近他后来所称之的“真我”(True

Self)。

当克莱儿进入他的生命之时,温尼科特已和一位相当紊乱的女性结婚近二十年,亦即元配艾丽斯·泰勒。他曾很慷慨地付出他的关心照料,但这段婚姻在很多方面都无甚裨益。他们之间没有性,当然也没有小孩,不过也许是两个人都不想要。

温尼科特作为一个“人”的发展,与作为一个精神分析思想家的发展,绝大部分依赖他自身不间断地自我分析。他努力了解个人的能耐与专业的能耐,这使得他最后能达成和克莱儿完整的性关系。此一个人转变伴随着大量论文与书籍的出版,逐渐影响了许多年轻的分析师,也影响了许多其他在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与一般大众。温尼科特认为这篇关于原初的情绪发展的论文可以视为“一本书的引言”,显示了他将其视为开始——不只是整个英国战后的崭新开始,同时也是个人的开始,他和新欢克莱儿的关系就说明了一切。他以一种相当个人的方式来创作他的论文,之所以如此大胆地公开发表他的看法,也隐含了他期待这么做能吸引听众。然而,究竟是他过去有接触过这群听众的经验,所以有这样合理的期待,或者他只是“做他自己”,就像他早年置身于自己那温暖又备受疼爱的家庭环境一般?我认为,他是出于他自己的移情需要,在“假定”(assuming)听众有家庭般的温暖下,指导他们在他自己的内在/外在个人剧目中扮演这个角色。假以时日,他将会以这种方式影响众多领域的读者,让读者们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故事开展过程中的参与者。

当温尼科特谈到他“最后”对“自己是从哪儿偷来这些的也很感兴趣”时,他或许是在把自己跟那些战时被撤离到异地、曾发展出“反社会倾向”的儿童作比较。他与克莱儿在牛津郡时曾研究过这类儿童。他关于反社会倾向的论文将会呈现出一个理论的概要,描述一开始和双亲有满意的关系,但之后历经剥夺的儿童,如何以反社会的应对方式来表达,不管他们偷了什么都是应得的那种感受。他认为这种症状是孩子有希望的征兆,这让善于观察的成人可以特别注意,并提供孩子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温尼科特对这些孩子的认同,表现在他将自己也归类成会偷窃的人。

在温尼科特的思维中,“偷窃”与表达被激起的恨意的行为似乎是后天的,是为了超越“善良”(goodness)、“乖巧”(niceness)、“服从”(conformity)。他所谓的“偷窃”与憎恨,是开启本能驱使之行为不可或缺之钥,包括任何和表现真我与性特质相关之事。在此他深入自身深处,寻求能让他做出踰越之举(behave

transgressively)的情境,让自己内在的能量在充斥着他人期待的处境下仍能爆发出来。“不服从”(noncompliance)成为其生命与著作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日后如是说:性的体验是如此栩栩如生,连攻击性也结合其中。

温尼科特承认:“有非常多事情仍属未知,或尚未正确了解,至少在我这方面是如此。”但他仍然表示自己的尝试还是值得的。他仍旧为自己未臻完美的领略预留空间。在评论一本书的引言时,他说:“这篇论文……是一个开端。”接着他提到自己和听众们的关系,表示他需要这个关系以“迈开(他的)下一步,去研究这些观念的起源”。他倒转了一般要求作者下笔前必须事先研究过其思想起源的惯例。在他的概念中,作为一个独特的写作者,最重要的是一群能促使他掌握自己思想起源的听众。在其生涯后期,他将再次提到一位写作者所求之于读者的,乃是读者尽其所能地提供一个“促长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以满足写作者的“成熟历程”(maturational

processes)。他在理论与自己心智状态的呈现上,都留给持续性的依赖状态足够的空间,这也是人类生命的特征。

综上所述,这寥寥数段文字描绘出温尼科特一股建立在不服从精神上的自信:准备随时站在聚光灯下接受批评与激赏,不仅是因为他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因为他表达这些思想时所体现的个人风格。精神分析学之哲学正由一个可以深深吸引许多人的典范人物宣扬着,同时也证明在往后二十五年间远远超越了读者所能想象的范围,乃至他过世后亦如是。他亲密的同事玛丽恩·米尔纳(Marion

Milner)曾如此描述她对温尼科特的第一印象:他像一个轮转烟火,快速转动的烟火向四面八方喷发出火花,传神地捕捉了他那灿烂耀目的思绪游戏、幻想、臆测,以及他展望无人所见之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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