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与安娜·O》

这本书真难读，看着奥运啃着书，总算完了。建议这本书看看序，读读结论就行了。

译者序

     只要对精神分析稍有了解的读者恐怕就知道安娜·O，她本名伯莎·帕彭海姆，是一个癔症病人，在治疗她的过程中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首创了“谈话疗法”，这是后来精神分析治疗方法的雏形。这一案例最初发表在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合著的(《癔症研究》一书中，被弗洛伊德称为精神分析的奠基案例。然而安娜·O的故事可不止这么简单，后来的精神分析评论家陆陆续续找到许多证据资料表明安娜·O其实没有被治愈，她似乎对布洛伊尔产生了移情，此事吓退了布洛伊尔，导致治疗草草结束，之后她长久地处于疾病的痛苦中。后来的伯莎·帕彭海姆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社会工作者，专门救助受到性侵犯的女性，并且终身未嫁。

安娜·O的故事一波三折，甚至比小说更精彩。其中一些细节不禁令人生疑，她究竟有没有被布洛伊尔治好?她真的爱上了布洛伊尔吗?案例发表的时候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了解这一情况吗?还是他们故意做了隐瞒?伯莎后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是受到了这次治疗的影响吗?一百多年以来，人们对这一案例的好奇心丝毫没有减弱。本书的作者Slues采取了独特的视角，试图揭开安娜·O案例的神秘面纱。他像福尔摩斯一样，仔细分析每一个证据的细节，把它们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来解读，抽丝剥茧，力图还原故事的真相。相信每一个喜欢听故事的读者都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序言

这本书希望揭开历史的面纱：解构精神分析的一段传奇。这就是有关安娜·O的传奇，她的本名叫伯莎·帕彭海姆，有关她的案例研究1895年发表于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是书中的第一个案例。约瑟夫·布洛伊尔是在1880年末到1882年6月对伯莎·帕彭海姆进行治疗的，但是直到十年之后，在弗洛伊德的压力下，他才同意在他们的联合著作中发表对这一案例的解释，最早是发表在1893年初的《通信序言》，两年后发表了更完整的版本。1895年，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以此案例为证，说明他们成功地使用新的治疗方法来缓解癔病的症状。在治疗过程中，布洛伊尔经过仔细推敲总结出了这种方法，他发现他的病人一旦把癔病症状发生的情形与引发症状的事件联系起来，症状就会消失。情绪一旦与其初始的诱发事件联系起来，患者就能够用清晰的语言自由地表达出来，那么情感就不再成为维持癔病症状的能量基础了。虽然这一“谈话治疗”是由病人发起的，但是由布洛伊尔开始系统地应用这一方法逐一缓解病人的症状，在案例结束后不久，弗洛伊德听布洛伊尔本人讲述了这一案例，并且在几年之后把这一方法应用于治疗自己的病人。安娜·O的案例和弗洛伊德自己的四个案例构成了《癔症研究》一书的基础，这本书中还包括布洛伊尔所撰写的一章理论内容以及弗洛伊德撰写的一章有关心理治疗的内容。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本书是其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之一。它是迈向详尽阐述弗洛伊德的名字所代表的理论的蹒跚的第一步，是接下来的一切的基础。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还没等他们的书稿完成就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它的缺点。与此同时，使癔病的症状更易于理解并获得控制的系统尝试，标志着精神分析这一新方法的孕育。从这个角度来讲，安娜·O是精神分析的第一个病人，对她的治疗比名义上弗洛伊德的新科学的诞生早了约15年。很多年之后，弗洛伊德以对安娜·O的治疗为证明指出，是布洛伊尔开创了精神分析，只是没有使用这一名称而已。在弗洛伊德有生之年及以后，几乎所有对精神分析历史的阐述都会追溯到布洛伊尔对安娜·O的治疗，以这一事件作为精神分析的开端。

如果说安娜·O的案例是精神分析最早的典范之一，然而今天对该理论学派颇有见地的历史评论家绝大多数对这一案例持相当怀疑的态度，有时甚至断言这是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所进行的公开的欺骗。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其1953年为弗洛伊德所写的传记第一章写到，弗洛伊德曾告诉他这一案例的结局没有被发表，布洛伊尔由于跟病人的感情纠葛而过早地结束了治疗，而病人遭受了病情的反复恶化并需要持续进行治疗。之后，在此传记的基础上，对这一案例的另外一些记述认为布洛伊尔的治疗简直是灾难性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心理动力学的先锋历史学家亨利·埃伦伯格发现，伯莎·帕彭海姆在布洛伊尔结束对她的治疗后不久就到了瑞士的一家疗养院居住。他发现了一份布洛伊尔的原始报告和疗养院一位医生的补充病例记录，表明伯莎仍然承受着相当大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布洛伊尔的传记作者阿尔布雷赫特·赫什米勒也发现，在随后的5年中，伯莎在维也纳反复住院。所有这些情况加上弗洛伊德在与其追随者的多年通信中所显露出来的对该案例的一些评论，共同描绘了与传统精神分析历史上截然不同的有关安娜·O案例的另一幅画卷。

如今，绝大多数作者只是顺带引用安娜·O的案例，而不会提到在过去的50多年中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证据和评论，这些证据和评论不仅质疑对该病人的最初治疗，而且由于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该治疗是成功的，二人的诚信也受到怀疑。弗洛伊德自己的地位恐怕比布洛伊尔更加不稳固，因为他似乎知道这个案例是非常有问题的，并且在数年间与其追随者的通信中显露出了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仍然公开地维护安娜·O作为精神分析的开创性案例的地位。这一案例现在被看做是一次明显的失败，弗洛伊德对这一案例的种种解释证明恰恰成为对他一生理论和治疗工作价值的辛辣批评，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

本书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是，在过去50年中，弗洛伊德学派研究构建起来的有关安娜·O案例的描述在所有基本原则上都是错误的，是对精神分析学派创建的一种现代想像。因此，本书的责任不仅是重写这段历史，甚至是推翻它。在很多人看来，写这本书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而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任务，因为现代版的安娜·O的故事在精神分析的重要文献中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在现代的历史研究中显得有根有据不容质疑，更不用说彻底推翻了。但是，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是有必要的。传统的精神分析历史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而且并非空穴来风，这些批评者认为弗洛伊德的叙述掩藏了真相，用一个看似可靠的故事来解释精神分析学派的起源，为这一学派做辩护。然而，近些年有关安娜·O案例史的研究也只是用一套自圆其说的故事来代替另一套，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对安娜·O故事的新解并不是由哪一个作者单独完成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很多人(特别是那些精神分析学派的评论家)希望重新讲述或者重新听到这一故事，逐渐累积成了安娜·O案例的新版本。本书中想讨论的是，这个故事经不起仔细的检视。

现在，有必要重新评价这些证据，尝试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去重新体验安娜·O这一案例形成的过程，以及它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尽可能在案例发生的最初背景下进行考证，并且要意识到，只有对导致这一案例出现的历史环境以及那些带来其后续问题的历史文件的性质和目的高度敏感，才能给出恰当的评价。因此，本书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重新考虑这一案例及其相关资料，特别是聚焦治疗结束时的情况和后果，因为对于这一案例最关键的批评正在于此。如果本书能够有说服力地复原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结局，为我们阅读这一案例提供参考，那么本书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