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后裔收藏的对联

张树声跋文

杨书左跋的镜心作品

天启有“八年”吗？
          ——两幅左光斗作品的年代问题 

   横埠镇左氏后人收藏了一幅左光斗的画像，同时收藏的还有一幅对联。章宪法、谢思求、方千诸先生百忙中赶去拍了照片。我从照片上了解，该联为石刻拓本。拓本原迹的右下角原有缺损，缺损处补书了合肥张树声的小字跋文。这段跋文很有价值，对拓本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比较清楚： 
    忠愍书学平原，此独神骨高浑，取境益上。兼得忠毅手跋，推明作法，气节文□（疑为“章”字），照耀后先，尤足宝重。惟跋已断阙，虑其久益渝敝，谋付石以寿其传；并就阙□（疑为“处”字）缀数言，藉申景行之志。同治癸酉冬月，合肥张树声敬题。 
    由跋文可以厘定三点： 
    一、此联为杨继盛（忠愍是杨的諡号）手书在前，左光斗（忠毅是左的諡号）补跋于后（从下联的“天启八年”被“仲芳杨继盛”隔断，可见补跋的痕迹）。 
    二、跋文在石刻前已有损坏（“跋已断阙”，损坏的内容后文详论）。 
    三、拓本年代在1873年（同治癸酉）冬月以后。 
    杨继盛手书联文为： 
    爱惜精神，留此身担当宇宙； 
    蹉跎岁月，将何时报答君亲？ 
    上款：八月二十四日临中郎书法。下款：仲芳杨继盛。款印两枚，一为白文“杨□□□，”一为朱文“字□□子华亭。”引首印一枚为朱文，文字模糊，已不可识读。 
    据拍照片的三位先生介绍，下联的“将何时”，原文为“乘时光”，已被后人妄改。我没见到实物，改动的原因并不清楚。联系对联上下文语意，我觉得改后的文意更加畅达。但从书法的角度看，改动后的字迹比原作明显缺乏神采。 
    上款的“临中郎书法”，中郎，即东汉大书法家蔡邕。蔡曾拜左中郎将，后世多称为“蔡中郎。”蔡邕是隶书大家，他生活的年代楷书还没有出现，而杨氏的联文为行楷，故两者之间不存在“临”的关系。作者所谓的“临中郎书法”，可以理解为“八月二十四日”，作者“临”过“中郎书法”。若就字面理解，认定此作是一幅临摹的作品，显然有误。 
    该联作者杨继盛是明中期的一位忠直之臣，字仲芳，号椒山。他在做兵部员外郎时，上疏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后被严所害，死时年仅40岁。諡号忠愍。杨不仅以忠直名天下，诗文书画，亦巍然大家。可惜长才未尽，就被奸人所害。 
    明中期以前，书法上承元人遗风，以赵松雪（孟頫）为宗。杨继盛亦莫例外，其书骨力苍劲，在赵书的软媚之中时有刚猛的拙味。杨的作品传世较多，现在仍不难看到。 
    此作纯学赵松雪，而骨力过之。遒健开张，圆劲高浑。张树声跋文说“忠愍书学平原”。平原即颜真卿，唐代大书法家，因曾任平原郡太守，世号“颜平原”。李希烈叛乱，颜亲赴敌营，为李所害。张树声说杨书学颜，主要是以颜的气节比杨。赵松雪以宋室后裔仕元，张薄其为人，遂不重其书。这里说椒山书学平原，不说学赵，亦是旧时重人品、轻文艺的惯例（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傅山的示子诗文）。 
    杨椒山的道德文章，在当时或后世，都受到很多忠直之士的追捧。左光斗可算是椒山的“粉丝”之一。该联两边，洋洋洒洒写满的跋文，就是同以直声名天下的我县横埠人左光斗所作。 
    上联跋文：笔墨馀事，岂足见公？落落疏疏，亦可以风。一煞。诸体皆备，□（疑为“无”字）法不有。意到笔随，笔随□□。（二煞）。
      下联跋文：莫见公面，乃见公书。忠肝义胆，十指流出。三煞。（此处疑缺“鸿毛泰山，百年终休。”）识如公者，俎豆千秋。四煞。天启八年，桐城左光斗题。 
    印两枚，上为白文下为朱文，文字模糊，已无法识读。 
    跋文中的“煞”字，音纱，音调停止叫“煞，”古代曲牌用语。所谓“一煞”“二煞”“三煞”“四煞”，表示一支到四支曲子的过渡。由此可见，左公的跋文应该是四支曲调的组合。据谢思求先生说，左光斗在遭魏忠贤削籍乡居间，酒酣常命人演杨椒山赴西市就义慷慨悲歌之戏。不知道这“四煞”是否就是该戏中的曲词？ 
    回过头来再说前面张树声的跋文，此联刻石时已有损坏，而张的跋文就是书于损坏的地方。那么，这损坏的左书原迹内容又是什么呢？ 
    杨、左二人的作品现在存世颇多。杨继盛的另一幅镜心作品“好寻奇字到云亭”上，同样有左公的题跋，而且题跋的内容竟然和上述的对联跋文有惊人的相同之处！ 
    杨的这幅镜心曾在卓克艺术网上展出，用笔易圆为方，与习见的杨书风格有别。该作上款：华翁老夫子鉴教。下款：杨继盛。印两枚：一为朱文“杨印继盛，”一为白文“百炼精华”。左公在该作上的跋文是： 
    忠肝义胆，十指流出。三煞。鸿毛泰山，百年终休。识如公者，俎豆千秋。四煞。天启八年，后学左光斗题。印两枚：一为白文“左光斗印”，一为朱文“拱之” 。 
    将镜心与对联的跋文互相比照，可以发现，张树声所说的“断阙”处文字应是“鸿毛泰山，百年终休”八字。 
    从书法风格上看，两作的结体、用笔都很相似，左公手笔，似不成问题。然而，两作的署年却有一个惊人的漏洞——“天启八年”！ 
    了解晚明历史的人大多知道，天启年号只用了七年，没有八年之说！查《左忠毅公年谱》，左公殁于天启五年（1625）。 
    同为左公题跋的杨椒山两幅作品，为何跋文是如此相似？两幅作品署款又为何都为左公死后的“天启八年”？如此明显的错误，作跋的张树声为何也避而不谈呢？ 
    重重迷雾，谁能帮我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