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下酒》130

闵子骞处世

陶渊明以酒为乐，闲居在乡，他的饮酒诗写出了“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的精神状态。这是其一：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衰荣无定，卲平东陵瓜；天道寒暑，人间通达酒。随着陶渊明，我们来看《论语》中的闵子骞：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翻译一下吧——季氏派人请闵子骞去做费邑的长官，闵子骞（对来请他的人）说：“请你好好替我推辞吧！如果再来召我，那我一定跑到汶水那边去了。”

闵子骞就是闵损，公元前536—前487年，字子骞，比孔子小15岁。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弟子，72贤之一。闵子骞很贤能，是个大孝子，中国古典“二十四孝”里有他“闵损芦衣”的故事。根据《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记载：

闵子蹇年少时常被继母虐待。冬天里继母不给他穿棉衣，只给他穿用芦花制的衣。有一次，闵子骞为父亲驾马车，因寒冷，他驾不住马车，结果出事了。闵子骞父亲很愤怒，以为闵子蹇懒惰，就用鞭子打他。鞭子一抽到闵子骞的衣服上——破了，飘出来的都是芦花！闵子蹇父亲才知道原来是继母虐待他，决定要休他的妻子。此时的闵子骞跪在地上为继母求情，劝父亲不要休妻：“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意思是说，如果我的继母在的话，我只是一个人受苦受累而已。假如继母不在了，她还有两个儿女，再加上我闵子骞，三个儿女都要变得很孤单，更要受饥寒之苦了。闵子蹇的孝道最终感动了父亲和继母，成了“贤德第一”的贤人。

古人都相信“忠臣出自孝子之门”，谁不希望有个忠臣来为自己服务？季氏也一样。看到闵子骞是孝子，他也想网罗、招揽他来做季氏家的家宰、家臣。实际上，季氏本人臣不像臣，倒是很像国君。他僭越专权控制了整个鲁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季氏不臣，他底下的臣子也不臣，所以在费邑这个地方，季氏家的家臣好几次都叛乱了。换了不少人，还是一个叛乱紧接着另一个叛乱。为了费邑的稳定统治，季氏就想找闵子骞为其去管理费邑。

　　尽管季氏他想选用闵子骞，可是闵子骞不屑一顾。与孔子一样，闵子蹇知道季氏这个人不贤不仁，不愿与他同流合污。闵子蹇跟季氏派来的使者说：“请你好好回去禀报，我是不会出来的。你如再招唤我的话，我就要到汶水上去了。”汶水在山东鲁国，汶水以北就是齐国。也就是说，“我得渡过汶水上齐国了”。这个意思很明白，闵子骞宁愿逃到齐国，也不为季氏所用。

　　孔子对于闵子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处世方式十分赏识。在历史上，闵子骞也曾做过费邑的宰官，那是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大司寇是摄相位，相当于鲁国的宰相，也是大夫，跟季氏是平起平坐。）这个时候闵子骞做费邑的宰官，受鲁国的调遣，为鲁国服务，而不是单为季氏服务。孔子那时希望改造三家专权的局面，要削弱三家的权力，以便让国君重新获得他应有的权力。闵子骞协助孔子完成这项工作，此时包括子路也曾经做过季氏宰。孔子辞官以后，就去周游列国。为什么？因为季氏、季桓子跟鲁国国君迷上了齐国的女乐，贪迷于酒色，不理朝政。孔子看到他们没救了，就辞官去周游列国，闵子骞也同时辞掉费宰的官职。闵子骞受官为义，辞官也是为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者或隐或出、或去或就，都是以义为标准。为了实施正义，履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处世之道，闵子骞确实做了个好榜样。

　　闵子骞有志气、有节操，不愿行不义，这让仲由、冉求都感到惭愧与害羞。仲由和冉求都曾经做过季氏的家臣，尤其是冉求。冉求很有才干，在做季氏家臣的时候为季氏积累了不少的家产、家财，囤积了很多的粮食。孔子觉得非常的不妥，就让冉求减低税收。但是，冉求说：“今年是大丰收，大家应该多交一点税，多交一点税也不会给大家带来大的负担，这样又能充实国库，不是很好吗？”为此，孔子非常不高兴，说大家都可以一起讨伐冉求。因为冉求是在为季氏服务，而不是为鲁国以及人民服务。季氏愈强大，鲁国国君势力就愈弱，这是“不义”与“违礼”。在这一点上，冉求比闵子骞就差远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方面，冉求做不到君子，他心中道义感不强，志气节操就远远不如闵子骞。相对而言，仲由比冉求要好一些，但是比闵子骞又要逊色。仲由勇大于谋，做事有点莽撞、鲁莽，他的死也是因为太直。仲由在卫国做事时，遇到了国家兵变。卫国国君被赶走了，但他还要回去跟叛臣打斗，最后死于乱军之下，被剁成肉酱。当然，仲由的义勇的精神可嘉，但是在处世智慧上就逊色很多，对进退、去就掌握的度数不够好，就白白死在兵变之中，未能够保全自己，甚至连明哲保身都做不到。

古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孝，一个是廉。闵子骞这两个方面具足，更何况他是孔子的学生，肯定是有惊世之才。学而优则仕。孔子希望如此，闵子蹇也希望如此。但是，在处世的态度上，闵子骞能够牢牢记住孔夫子的教导，“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有道出仕，乱世则隐。对于有道与无道，闵子蹇能够把握分寸，中庸取之，不偏不倚。宋代人儒朱熹对闵子骞的这一做法极表赞赏。他说，处乱世遇恶人当政，“刚则必取祸，柔则必取辱，”即硬碰或者屈从都要受害，又刚又柔，刚柔相济，才能应付自如，保存实力。有了这种态度，才能处乱世而不惊，遇恶人而不辱，这是极富智慧的处世哲学啊。

闵子蹇高，是在是高！

2017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