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下酒》123

居敬行简以及居简行简

上篇引有陶渊明饮酒歌之七，本篇就引入其八：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上篇是《雍也可使南面》，本篇称《居敬行简以及居简行简》，这两篇其实是连体婴儿，不可分割。《论语》接着说冉雍，也就是仲弓：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白话文的意思是——

仲弓问孔子：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此人还可以，办事简要而不烦琐。”仲弓说：“居心恭敬严肃而行事简要，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是也可以吗？要是自己本心就马马虎虎，又要以简要的方法来办事，这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冉雍，这话你说得对。”

孔子主张办事要简明扼要，果断利落，不烦琐，不拖沓，不拖拉，不过分。一个人如果在办事时，一味追求简要，内心却马马虎虎、粗率了事，那就不够妥当了。所以，孔子听完仲弓的话以后，持赞同态度，认为仲弓说得很有道理，由此也可看出仲弓的政治觉悟与道德水准。

仲弓就是冉雍，子桑伯子是个鲁国人。这两章是承接在一起的，内容也是连续的。冉雍听到孔夫子表扬他，肯定他有从政的能力，所以就问孔子：“那子桑伯子怎么样呢？”孔子说了一句“可也，简”。看来孔子并不是非常赞叹子桑伯子，只是说过得去、还可以而已。孔子意犹未尽，又蹦出一个字：“简”。简者，不烦之谓。这个简的原意就是不劳烦民众，这可是治国者一个很重要的德行。如果治国者爱劳民伤财，那人民就会折腾，就会遭殃。所以，在上位的人治国理政应该尽量避免折腾，减少消耗，息事宁人，让百姓各得其所，安居乐业，这是“简”的意思。

孔子一个“简”字，引出了冉雍的一段议论，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 由此提出了两种处理“简”的方式。

第一，居敬而行简。

居敬，是一种自处的方式。居敬是针对自己而言的，就是要有敬诚之心。敬，就是用敬畏之情来严格要求自己；诚，就是以诚敬之心来应对万事万物，心中有主，慎独不乱。一个人的德行是不是真实，要看他能不能慎独。独处不慎，独处不敬，独处不诚，必定是心中无主。一个人如果人前谨慎，人后放肆，那就不是敬诚，说明他自治不严，心中无主，不能够做到主敬存诚。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关键，诚意落实在慎独。君子都有慎独功夫，单独在场如同“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两人对处，还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旁边还有鬼神在旁监控，怎敢有丝毫的放逸？真能如此做，那才是“心中有主，自律自治”。

对己严格，对人宽厚。所谓“自讼”就是要检查是否对自己太宽，对人苛责，自责不足，责人心强。一般而言，责人心强，自责心就弱；反之，自责心强，责人心就弱。作为为政者，应当居敬临民，做到心中有主而自治严，对于百姓尽量宽厚，不苛责、不劳扰，让百姓能够安宁。达到了这个标准，那就是“居敬而行简”，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谓的“可”。

第二，居简而行简。

自处要慎独居敬，要心中有主，对自己应该主敬存诚。如果是居简，那就是自处以简。简就是随便、简单。对自己太简单，就容易放逸随便，就不会严于律己，进而丧失诚敬心，变成“心中无主，放纵自由”。无诚敬导致心无主，心无主致使行简率，行简率导致事疏待，事疏待致使情放纵。如果一个人对己要求非常简单而不能够严格约束自己，那么他的造作行为就是严重的自由主义。如果用这种态度去治理国家与百姓，处事就会简而又简，草率了事，枉顾法度，随心所欲，非常随便，进而导致秩序混乱，天下混沌。这种局面不是孔子想要看到的哦，对于“居简而行简”，孔子一定会说：“不可”！

《孔子家语》有段记载，说的就是子桑伯子：

有一次，子桑伯子在家里，见家中没有外人，就放逸随便了。他脱掉了上衣，也不戴帽子。古人即使是独处的时候，仍然要慎独，好像在众人面前一样，帽子还得戴得好好的，衣服也要穿得整整齐齐。子桑伯子太随便了，所以孔夫子就讥讽他，说你跟牛马和禽兽差不多了，居然也不穿衣服了。

子桑伯子居简而行简，真太简了。虽然在家影响较小，但如果将其用于治国理政，那未免太荒唐了。所以，仲弓认为孔夫子说的“简”还不是那么明确。于是在这里就分出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居敬行简”，这是可取的；另外一个是“居简行简”，草率从简，就不可取。客观上，仲弓的说法正好契合了孔夫子的意思，道出了孔夫子想说而没有说的心思，这个默契，使得夫子然之。

2017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