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之驴行》之三

遵义会址（2）

文/图   阿蔡

柏辉章的这幢私人官邸，虽是当时遵义屈指可数的建筑，但它成为当代贵州乃至中国著名的“一幢房”，那还得依仗着著名的“遵义会议”。导游说，贵州的著名旅游景点归纳起来有“五个一”：“一幢房（遵义会议会址）” 、“一亭楼（甲秀楼）”、“一棵树（黄果树）”、“一瓶酒（茅台酒）”、“一个洞（织金洞）”。所以，我们一说起那“一幢房”，就一定要说说遵义会议。如果没有那次著名的遵义会议，人们也就不可能直接去认识这幢联系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会址了，柏辉章的这幢私人官邸再漂亮、再雄观，也只不过是一幢普通的官邸罢了。   

好，那阿蔡就说说遵义会议吧：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总司令部驻此。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随后，中央又对最高领导进行了更换，并成立了毛泽东等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新的正确领导，为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奠定了基础。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还有：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事实上，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有着其非常特殊背景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201510

遵义会议纪念馆新馆




遵义会议会址内的指挥部



彭德怀、杨尚昆的住处



遵义会议纪念馆广场



纪念馆中陈列的参加遵义会议人员的塑像




工农红军的委任状



纪念馆中陈列的印章




长征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