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等一个个金融大鳄倒掉或身陷危机的时候，企业的高管们跑到政府那里哭喊道：“给我们钱吧，因为我们资金短缺”，同时这些公司又不断地发放着高额奖金；一边是参、众议院议员们担心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会变成这些金融高管们的奖金和养老金，起不到救市的作用，而另一面是这些金融精英们又拿着法律武器，要求补偿自己的离职补偿金、所欠奖金、延期支付奖金、养老金等高额的个人费用；一边是金融危机，企业亏损破产、惨不忍睹，而另一面是这些破产和被并购企业的高管们去度假、休闲；普通员工们被迫离职了、失业了，抱怨是这些所谓的金融精英们把企业搞垮了，应该自责、受到惩罚，而另一面是这些金融高管若无其事地说，“与我何干”，同时理直气壮地说：“企业欠我的，政府欠我的，我用法律捍卫我的权益。”一边是老百姓愤怒道7000亿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凭什么去救市，另一方面是这些金融精英的维权声明：“我们也是纳税人，我们也是企业的雇员，法律规定企业应该首先补偿我们雇员的欠款。”

    这些金融寡头的破产与这些金融精英们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破产金融企业的高管们应不应该拿救市的资金来支付自己的高额离职补偿金、延期奖金、养老金等，这是公说婆说的问题。（详细案例请点击）

景素奇：

    今天这个话题讨论非常激烈，跟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关系密切，不仅涉及到社会的发展，更涉及到每一个人的职场发展，这一次危机非常严重，现在工作岗位特别紧张，这就是危机，这个还不怕，怕的就是大家不知道底部在哪儿。是今年年底，还是明年年底，还是后年春天，都不知道，没有一个明确的心理预期。所以，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为大家过寒冬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今天讨论话题有四个方面

第一，探讨这一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批评也好、赞扬也好，从精英角度看，是一流的脑袋玩了二流的脑袋。华尔街精英们给全世界造了一个败局，自己也玩瞎了。华尔街精英就是美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就是全世界的精英，全世界精英大多都集中在美国，美国精英大多集中在华尔街。这些精英们利用了法律，在遵守法律的同时，又超越了法律，政府跟着玩，全民跟着玩，有的赚了钱。最后，链条断裂了，游戏结束了，造成了全世界一次金融危机，造成了一次经济衰退。危机的导火索是，金融衍生工具本来是用来对冲风险的，结果变成了逐利工具，利益面前道德底线被冲破，就是一流精英们太聪明了，约束他们的法律没有诞生。

    第二，美国救市资金有可能流入高管的腰包。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关注，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也是跟精英有关，精英们在这儿玩的时候，本来是防范风险的，防范风险同时自己跳出来让别人往里面钻。第一，养老金涉及到法律层面的问题，要支付养老金，政府法律层面就应该支付；第二奖金延期支付，高管为了避税，或其他原因进行奖金延期支付；第三，奖金，去年制定奖金激励政策的时候，没有想到闹金融危机，奖金业绩都出来了，没有想到发生危机，企业都没了，奖金无论如何也支付不了了；第四，高额离职补偿金，很多企业如美林银行被购并的时候，原高管被迫离开，这些高管跟原来的企业签订合同，就有离职高额补偿金问题，平时一个老总离职企业能补偿得起，现在是一个团队，有总部的总裁、副总裁，还有各事业部的老总，亚太区老总、大中国区老总、中国区老总等等，这些老总离职都要补偿金的话，这是个天文数字，把救市资金都用了也不一定够。但是原来都签有协议，也是法律层面的事情，这协议中签订的应该补偿的东西是受法律保护的，在法律层面是站住脚的，这些人要是维权：“我也是雇员，高管们也是雇员”。法律上有一个条款，企业破产清算时，有一偿还顺序，先偿还员工工资，第二是债务，最后才是股东债权。于是问题就来了，救市资金来了，先偿还谁的问题。若不这样做，这些被购并企业离职老总就要到企业闹，他不是被政府收购就是被另外一家竞争对手的企业收购，本来就是竞争对手，现在被购并了，心理上本来就不顺，再加上法律上的依据，当然要依法维权。这是站在法律角度去要利益，但是政府也要考虑政府的问题，议员们也要考虑他们代表的利益问题，普通老百姓更要考虑他们的利益问题，于是利益冲突就带来了这些矛盾，问题变聚焦了种冲突。这些精英们也许前面制定金融衍生工具的时候，后面的路就想好了，政府救也首先救我们，法律当仁不让，雇员本来应该救，破产了也先救，然后才能救其他，自己是排在第一位的。

怎么办？问题提出来了。这就是道德和法律的冲突问题，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就是法律与情、理、义的冲突，从情上大家不能接受，从理上讲不符合逻辑，从义讲太不仗义，企业都没了还要补偿金，更何况是老百姓纳税钱，情、理、义都站不住脚，就是占了一个法。法律上站住脚，并不代表合情、合理、合义，并不代表完全的正确，这就是一个矛盾，这是法律滞后性造成的。这些人确实是精英们，一流的脑袋，玩了全世界人，别人都套进去时他们还能金蝉脱壳，这就是这些精英们的水平。这些精英们，在这个金融高端产业领域制定了最迷人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超越了法律，玩了全世界的同时，他们也上了道德的审判台。

第三，究竟先救谁？刚才谈到到底先救谁，政府层面应该救银行，救银行不是救银行家，而是救社会大众。在企业内部涉及到企业和企业人关系的问题，企业有员工、高管，到底是救员工还是高管？

作为政府首先是救企业，不能把企业和企业里面的个人混合在一起。救企业就是先补充流动资金，只有企业救活了，高管、员工离职补偿金、养老金、延期支付奖金才有可能随后支付，如果救市资金被这些高直接拿走了会造成更多企业的倒闭，所以救企业和救企业人是两个概念。企业是由各种角色的人组成，把企业救活了，企业所有人的都活了，上下游产业链都活了。如果只救企业高管，高管并不代表企业，只是万千个元素之一。 

第四，企业濒临破产时高级管理人员该如何担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高管精英们对于危机认识、态度和行为所致，只有在危机面前才能检验出道德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检验出文化的差异，平常是很难检验出。

假如这事情发生在日本，日本现任的高管就有可能剖腹自杀，已离职高管就有可能把自己以前领的奖金拿出来，贡献给企业。如果是在韩国，高管和员工就会义务为企业工作。美国的文化是什么呢？自由的、开放的，美国人怎么组成的呢？美国人最早是来自英国的新教徒，组成美国文化的基本伦理框架体系，提倡自我和自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美国人对救市资金的先救自己的想法很自然而然，这放在日本和韩国文化背景下就不正常，放在今天中国的文化环境下会是怎么想的呢？意见纷纭，有人认为正常，有人认为不正常，因为文化吸收太多了。在企业危机面前，高级管理人员，究竟该不该担当，如何担当，一定要结合具体的文化环境，而不是简单的用法律来检验和考量。

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景素奇，系北京腾驹达猎头 董事长 国际人力资本网（www.timehr.com）总裁，未经许可，严禁转载。E-mail：jingsuqi@time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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