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西塞山前白鹭飞”的诗句，一般中文教材和作品选都注释西塞山在浙江湖州。作者张志和（约743-774），号玄真子，又号烟波钓徒，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徽州祁门人，祖籍浙江金华。其实，西塞山的属地争论由来已久，另一说是在湖北黄石。

                一、陆游《入蜀记》的说法

南宋陆游（1125-1210）《入蜀记》记载：“地属兴国军大冶县”，“晚过道士矶，石壁数百尺，色正青，了无窍穴。而竹树迸根，交络其上，苍翠可爱。自过小孤，临江峰嶂无出其右。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辞》所谓‘西塞山前白鹭飞’者”[1]。《渔父辞》是《渔歌子》的别名。这是《渔歌子》“黄石说”的直接证据。

那么，陆游的判断到底对不对？这本日记是他详细记录自己乘船入蜀、游历见闻的结果，有意赋予一种山川地理志的品味，每有发现，往往都做一番文史考证，故而后世认为他推动了游记文学的考证风气。可以看出，对于西塞山乃张志和所咏之地，他只是提了一句，没再做更多说明，口气是确凿无疑的。

而对于三国周郎赤壁，他就花了一些笔墨，说“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质”。李白的《赤壁歌》只是借景抒情，没有明指。苏轼的《赤壁赋》中有“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用的是疑问口气，而《赤壁怀古》标为“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存有疑惑，持论谨慎。由此，陆游认为，“黄人实谓赤壁曰赤鼻，犹可疑也”，此地“亦茅冈尔，略无草木”，“兵火之余，无复遗迹”。随着岁月的变迁，所谓三国周郎赤壁只是“图经及传者”[1]在说话，很难以实物和有效文字加以证明。

以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陆游在写《入蜀记》时，考订态度是很严谨的，有较强的质疑求真精神。清代纪晓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说该书“叙次颇为雅洁，辨订亦多有根据”。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他正值中年，博学多闻，乘赴任夔州之机，溯江而上，对沿途所见详加记录、考订，不啻是为南宋的北部敏感地带编写了一部文化地理志书，寄寓着热爱祖国河山之情。

                     二、人缘说与地缘说

陆游凭什么断定此处的西塞山，就是玄真子张志和所咏叹的地方呢？这还得先说说张志和最初去西塞山的动因。不外乎两种说法，即人缘说与地缘说。

先来看人缘说。颜真卿（709-785），中唐长安人，著名书法家，于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到任湖州刺史，和周边隐居的张志和、陆羽、皎然等人意气相投，多有交往。第二年，有次盛大集会，颜“作二句题目，命酒，以蕉叶书之”[2]。这“二句题目”是否就是《渔歌子》，颜真卿在《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里没有明说，同时代的陈少游与张交好，其《唐金吾志和玄真子先生行状》里也没有提到。那次雅集不久后，张志和又与颜真卿等人游湖，不慎醉酒落水而死，因此好友们又纷纷为他撰写文字。

大约七十年后，晚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是颜真卿“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说明宴会上首唱的是颜诗，不是张诗。

到了南唐沈汾《续仙传·玄真子》，就编成一个得道升仙的故事，还说是张志和首唱五首，颜真卿等人各有酬和，他逐一绘成山水图画。其实颜氏“碑铭”说得明白，是陆羽“因命画工图而次焉”。这些唱和，当时流传的只有张志和的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其他作品不得而知。至唐穆宗时，李德裕才找到那些作品，张的五首《渔歌子》得以传世。

且不论其中到底有多少出入，只说张的这五首《渔歌子》，写尽江湖渔钓之乐，所咏之地为西塞山、钓台、霅溪、松江、青草湖。其中，霅溪在湖州，钓台、松江在湖州附近或古越一带，这没问题。张志和隐居绍兴，又去湖州一带交游，完全可以理解。他曾对颜真卿说: “愿以浮家泛宅, 沿泝江湖之上，往来苕、霅之间”。“苕”“霅”两溪都在湖州。这就是西塞山“湖州说”的历史由来，而且更有颜真卿的文字作证。

问题主要出在西塞山、青草湖。青草湖有“巴陵渔父”垂钓，那就是湖南岳阳洞庭湖的一部分（岳阳古名巴陵县），何况皎然还唱和了《洞庭三山歌》，称羡玄真子能够远游三山。而西塞山在唐代湖州并不见其名，有此明确地名基本上是南宋以后的事。都说西塞山在浙江吴兴（当时湖州治所）的苕溪湾，偏偏湖北黄石有个西塞山，而且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就注明有此地名，在黄石境内。《水经注•江水》载：“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径其北，即黄石矶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县。县北则三洲也。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东对黄公九矶，所谓九圻者也。于行小难，两山之间为阙塞。”由此可见，西塞山是黄石境内沿江群山的东山，这里地势险要，正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西面屏障之一。

其实，在湖州盛会上，并非一定就要歌咏本地景物，只要是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就行，稍近的钓台、松江可以写，更远的楚地也可以写。张志和的人生经历，由长安、灵武、徽州、楚地、湖州、绍兴等地共同构成。清代张宗橚《词林纪事》认为，张志和“踪迹未尝入楚”, 陆游所说缺乏考证。此说本身缺乏考证，同时不要忽略张宗橚是浙江海盐人。

再来看地缘说。黄石西塞山自古高耸横江，形势险要，有“鼎足纷争地, 雄分虎豹关”之称，是古代军事要塞，许多名将在此留下踪迹。山水奇特，名人恩泽，古风不绝，硝烟尚在，引得历代许多文人游赏抒怀，仅唐代就有刘禹锡、李白、韦应物、皮日休、罗隐等人，如刘禹锡写了著名的《西塞山怀古》。唐代名篇多写其滩急山险，显然与吴兴的地理环境无关，唐后名篇多写渔樵隐逸，显然与张志和有关。

如果说张志和“入楚”去了两湖之地，怎么证明呢？这里有一个概率性假设，即颜真卿“玄真子碑铭”里最早提到，张志和因故被贬为南浦（一说重庆万州，一说江西南昌）县尉，后来不满官场，无心仕途，“遂扁舟垂纶，浮三江，泛五湖，自谓‘烟波钓徒’”。这就是说，张志和在隐居湖州、绍兴前，有过一番浪迹江湖的经历，赴任万州或南昌时，或者归隐老家徽州时，有可能溯江而上，到过黄石西塞山、岳阳洞庭湖等地。

当前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古代的“三江”“五湖”是特指的，都指向太湖地区的水系，因而西塞山必定在太湖流域。先来看“三江”。先秦《尚书•禹贡》载，“三江即入，震泽底定”。震泽即太湖，三江即太湖附近的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认为“三江”是长江下游一带主江与支流的南江、中江、北江。晋代郭璞在注解《山海经·中山经》时，称“三江”是长江、湘江、沅江。再来看“五湖”。南朝裴骃《史记•河渠书集解》，五湖是湖名，其实一湖，即太湖。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十道山川考》，五湖专指彭蠡（鄱阳湖）、洞庭、巢湖、太湖、鉴湖。

由此可见，古代“三江”“五湖”的所指历经变迁，说法各异，不一定是太湖地区的水系。“浮三江，泛五湖”，其实是一种赋体修辞，并非是实指江浙一带特定的江湖。“江”可能包括长江，“湖”可能包括洞庭湖，“三”“五”之数可能是概数，但至少说明去过的江湖很多。而且，颜真卿“碑铭”中的“浮三江，泛五湖”，毕竟是文字精约的碑铭，没必要逐一点明。

最直接的证明，是同时代陈少游（742-784）的《唐金吾志和玄真子行状》，说他“隐居歙之黄山，复游吴楚山，泛舟于江湖”[3]。黄山是安徽的，显而易见，而吴楚山是一座山呢，还是吴楚一带的众山呢？可以明末清初施闰章《燕子矶》一诗为佐证，其诗曰：“树暗江城雨，天青吴楚山。矶头谁把钓，向夕未知还。”这是一首延续玄真子渔父古题的诗作，“江城雨”对“吴楚山”，说明吴楚山不是一个实体，指的应是吴楚一带的山川，更何况黄石一带素有“吴头楚尾”之称。不知为何，这个重大证据往往为人所忽略。

张志和与陈少游友善，肯定向他说过自己泛游吴楚一带的经历。其诗词作品若是大都保留下来，肯定还会见到更多咏叹吴楚一带山川的例子。由于五首《渔歌子》系联体唱和之作，不能在题目或小序里特地指明属地。“立性孤峻，不可得而亲疏”的他，到楚地一带隐居渔钓，就没有了相关的踪迹佐证，于是造成后世对西塞山属地的误解与纷争。

晚唐诗人罗隐（833-910），新城（今浙江富阳）人，其《西塞山》一诗说：“吴塞当时指此山，吴都亡后水孱颜”，“会将一副寒蓑笠，来与渔翁作往还”。这里分明指出，渔父词所写的是黄石西塞山，而三国时期最初的“吴都”，即在黄石附近的鄂州（古名武昌）。清代康熙年间编辑成书的《全唐诗》，也在该诗后注明“在武昌界，孙吴以之为西塞”[4]。

                   三、苏轼与陆游的追慕

到了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引来一些志同道合之士的雅集、交游与酬唱，一如当年的颜真卿。苏轼闲置无事，四处游览，黄州与西塞山毗邻，他立即被张志和的《渔歌子》所吸引，与其门人游其地，和其辞。他在原作上加词，先后改为《浣溪沙》《鹧鸪天》以歌之，苏门弟子黄庭坚、徐俯等人也都有应和，甚至是争论，从此以后，《渔歌子》风靡全国，历代不断有文人墨客应和与重写。

再来看他们的作品。苏轼《浣溪沙》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散花洲是长江中的沙洲，与黄石西塞山隔岸相对，苏轼写的是它们相映成趣。这是地名的联系性。

徐俯更有《鹧鸪天》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镢鱼肥。朝廷若觅元真子，晴在长江理钓丝。”[5]这里借用唐宪宗画像求《渔父》词的典故，却无意中道出一个事实，即西塞山是在长江边，不是在苕溪湾。

前文说过，苏轼对地名的来历很谨慎、多考证，往往据实说话。其散文名篇《石钟山记》，通过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详细考证，得出一个重要学术观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如此谨慎的人，不会唐突地将玄真子搬到黄石西塞山，也不会将西塞山和散花洲凑合在一起。更何况他在此之前，刚好在浙江湖州做过一段时间的知州。

事实上，陆游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底，入蜀赴任夔州，曾在散花洲泊舟夜宿两次。其《入蜀记》写道：“抛江泊散花洲，洲与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犹未极圆，盖望正在是夕。空江万顷，月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平生无此中秋也。”[1]西塞山是军事名山，也是文化名山，这正符合陆游毕生的双重追求，故而情不自禁在此多逡巡一日，也必定登山游览。由此可见，他对玄真子在此垂钓作词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并非偶尔遥望猜测的结果。

陆游受苏轼唱和渔父词的影响，也仿作了《渔歌子》词五首，题序为：“灯下读玄真子渔歌，因怀山阴故隐，追拟。”当代词学家唐圭璋在《读词札记》里说：“放翁诗词，有豪放闲适两面，此特其闲适一面，颇令人有倏然出尘之想。”在南宋，宋高宗、朱敦儒等人也都仿作《渔父》词，张志和如此影响深远，陆游是不会轻易下判断，弄错其属地的。

要知道，陆游籍贯是越州山阴，也即绍兴，与张志和的祖籍金华比邻，他们差不多是同乡，南唐沈汾《续仙传·玄真子》甚至将张志和误认为山阴人。而且，张志和之兄张鹤龄任东阳浦阳（即今浦江县）县尉，曾担心弟弟在外浪迹不归，就在山阴筑了一所茅斋（一说茆堂），招弟弟回来定居，还让妻子徐氏去悉心照料小叔子的生活。于是张志和结束浪迹天涯的生活，到绍兴开始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也即“愿以为浮家泛宅，沿溯江湖之上，往来苕霅之间”[2]。

张志和受皇帝赐名、赐奴婢，诗词书画堪称一绝，在地方治理、安史之乱中显示出高超的军事谋略，写了高深玄妙的哲学名著《玄真子》《大易》，和颜真卿、陆羽、皎然等人有交游，颜真卿专门为他写了碑铭，他还在诗坛刮起强劲的“渔父风”。如此一个鼎鼎大名的文化名人，身为绍兴诗人的陆游感到骄傲还来不及，怎么会弄错其属地呢？

陆游自幼好学，博古通今，学养深厚，对玄真子肯定早有所耳闻，知道西塞山不在湖州。在他此后四十年的生涯里，一直没有修改过这说法。如果早就存有争议，他是会在《入蜀记》里对颜真卿“碑铭”等资料加以考订、辨析的。当然，也没必要认为陆游是承接某个人的说法，或者承接一种习惯的说法。此说法如果来自前人，他自会交代，如果来自习惯，就更不需要辩驳。

                   四、南宋时期的“两西塞”

异议首先出自南宋，而后屡次兴盛于明清及当代。关于湖州西塞山的得名，最早的证据当出于南宋。南宋初年，赵次公（生卒年不详）为《东坡全集》作注，在其《西塞风雨》一诗下，分明写道：“此张志和事也。西塞，乃湖州磁湖镇道士矶也。”[6]而当时的磁湖镇道士矶只有一处，即在湖北大冶。

与之同时的著名词人叶梦得（1077-1148），晚年隐居湖州，起初也将湖州西塞山当作张志和所咏之地，特意访寻，其《岩下放言》写道，他“常意西塞在其近处，求之久不得”，可是，“后观张芸叟《南行录》，始知在池州磁湖县界，孙策破黄射处也”[7]。这里所说的安徽池州临近湖北黄石，正是后来陆游在《入蜀记》中确认的地方。我甚至大胆猜测，赵次公笔下的“湖州”可能是“池州”的误写或误刻。

也差不多同时，吴曾成书于1141年的《能改斋漫录》，在“地理·北西塞”词条下写道：“张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按《武昌记》曰：‘西陵县对黄公九矶，谓之西塞。’”[8]这里说的还是黄石西塞山。

南宋是偏安南方一隅的小朝廷，强劲的渔父风将同为西塞的吴兴推上风口浪尖，更何况这里具有典型的江南山水图景，似乎正符合张志和作品的意境。而且，南宋一朝科举与仕宦，江南占尽地主之便，吴兴及其附近名人荟萃，完全有机会为自己的家乡争夺各种文化资源与声誉。

西塞山实质性地逆转至湖州的，是晚生于陆游近二十年的吴兴人倪思（1147-1220）。他是南宋一代名臣，其在《经鉏堂杂志》曰：“吴兴人指南门二十余里下菰、菁山之间一带远山为西塞山也，山水明秀，真是绝境。家有小舫，时时载酒浮游其上。当八九月秋气澄爽，尤可爱玩，特恨无志和诗笔胸次耳。”[9]此说可能与楚国春申君屯兵于此有关，有一定历史依据，却不见于前史，而且此地此前从无西塞山之名。其所言的吴兴人“指”，既可以是指认，也可以是传言。苏轼对“赤壁黄州说”的传言尚且持审慎态度，没有最后认同，而倪思对“西塞山湖州说”并未加以任何考证，就直接沉醉其间。倪思位高权重，又是乡贤，其说自然深深影响了后世，乃至明清时期的湖州地方志纷纷援引此说。来此附会、探寻的人多了，假的也就成真的了。

与其同时的南宋画家李结卜居吴兴，作《西塞渔社图卷》，且请范成大、周必大等名士为之题跋。范成大题词有“候桃花水生，扁舟西塞，烦主人买鱼沽酒，倚棹歌之”等语，这似乎很符合玄真子渔父词的意境，但是范成大没有说此西塞就是玄真子所咏之地。范成大（1126-1193）和陆游是诗坛好友，曾任四川制置使，还将入蜀五年、无路可走的陆游招入幕府为官，他对陆游《入蜀记》的内容肯定是很了解的。李结的画卷和范成大的题跋，很可能是受当时文坛“渔父风”及倪思笔记的影响。

南宋后期，词人王楙（1151-1213）在《野客丛书》说：“天下有两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按《 唐书》‘张志和往来苕霅之间’，又，志和词中有‘霅溪湾里钓鱼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10]。其证据是张志和“往来苕霅之间”，却不知他此前还有入楚垂钓的行踪。

到了明初，吴兴籍名臣严震直自号“西塞翁”，死后葬于故里山边，于是当地人又谓之“西塞山”。此处所谓西塞山与倪思听到的西塞山，其具体地址亦不知是前后一致还是有所变动。此次，还是位高权重加乡贤起了决定性作用，对后世舆论影响甚大。时过境迁，物换星移，于是明清以来的一些好事者在地方志书上做文章，将玄真子的渔父词定在吴兴，而具体地理位置却各执一词。

此后，很多人都陷于湖北与浙江两处西塞山的圈套，未知孰是，真假难辨。从证据材料上说，南宋人已经多有歧异、牵强，那么明清人的争论、附会就不足为据。也有人指出黄石西塞山附近水流湍急，没有桃花流水之景，古典诗词的意象、意境上不符合，连黄石的明清县志都开始自我疑惑起来。

                      五、鳜鱼及其他

有人还要进一步去考察、比较两地的鳜鱼、桃花、白鹭、桃花汛等情形，以证明西塞山“湖州说”。若真要去考究，也有资料佐证西塞山“黄石说”。明清徽菜谱系里，有一道经典菜是红烧臭鳜鱼，对鳜鱼品质的讲究很高，以荆楚出产为最佳，都是鱼贩子用木桶运到徽州，因而也叫“桶鱼”。《徽菜补遗》载：“四月阳春，荆楚大江水缓，鳜鱼食夹岸桃花，味道甘美无腥气……需逸士闲钓风雨中，佐以松饵；少女烹调明月下，脍以山泉；则足以待三四君子食之。”张志和是徽州人，对红烧臭鳜鱼自然具有深刻的味觉记忆与严格的产区要求。纵使红烧臭鳜鱼的做法始于明清时期，以上史实也说明楚地鳜鱼在古代的久负盛名。

鳜鱼、桃花、白鹭、桃花汛等情形是中国南方水乡普遍存在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其在唐代某地之有无。历史地理变迁太大，“兵火之余，无复遗迹”，既然楚地古代盛产鳜鱼，桃花处处，鸥鹭乱飞，难道这些不是楚地一以贯之的事物吗？玄真子钓鱼从来连鱼饵都不要，也不会在意河流的平缓与湍急，更何况桃花汛期间，楚地一带的河水其实是平缓的。“烟波钓徒”垂钓不设鱼饵，志在道而不在鱼，不过是给这位著名隐士披上一层神秘披风，没想到就此钓住了后世的寻访之人。他因水而生，因水而亡，人与大道，复归于水。

参考文献：

[1]陆游.入蜀记[A].日记四种[C].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P111、114、111.

[2]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A].文献汇编.陈耀东.张志和研究[C].北京：新华出版社，P159、159-160.

[3]陈少游.唐金吾志和玄真子先生行状[A] .历代张志和传记[C] .浙江湖州烟霞观网站.

[4]罗隐.西塞山[A].文献汇编.陈耀东.张志和研究[C].北京：新华出版社，P165.

[5]徐俯.鹧鸪天[A].文献汇编.陈耀东.张志和研究[C].北京：新华出版社，P181.

[6]苏轼.西塞风雨[A].文献汇编.陈耀东.张志和研究[C].北京：新华出版社，P176.

[7]叶梦得.岩下放言[A].文献汇编.陈耀东.张志和研究[C].北京：新华出版社，P182.

[8]吴曾.能改斋漫录[A].文献汇编.陈耀东.张志和研究[C].北京：新华出版社，P190.

[9]倪思.经鉏堂杂志[A].文献汇编.陈耀东.张志和研究[C].北京：新华出版社，P198.

[10]王楙.野客丛书[A].文献汇编.陈耀东.张志和研究[C].北京：新华出版社，P199.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5期，题目、内容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