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虽然比较反对占卜，但评价相对客观，并且详尽解释了孔子“百占七十当”的出处与时代背景。希望无论是支持占卜的专家还是批判占卜的专家都能有如此认真之态度对待卜筮。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史巫之筮，乡之未也，始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筮同涂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帛书《易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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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定国先生广征博引、有理有据地分析、说明了孔子对于《易》及卜筮的态度，下面都是书上的话：

其一、孔子起初只把《易》看作卜筮之书，却并不主张卜筮，认为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他以前也是这样教授弟子的。所以，当看到老师“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时，作为学生的子赣（即子贡）觉得老师前后矛盾，因而才迷惑不解地询问。孔子不仅指出他理解上的错误，而且耐心地开导他，指出《易》一书产生于“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智）”，赏识蕴藏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其二、孔子“晚而好《易》”，并一度热衷于占筮。这从“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得出。年轻时不主张占卜的孔子，为什么老了却又热衷于占筮了呢？这大概与孔子50岁后，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时所经历的人生坎坷和挫折有关。在到处碰壁、壮志难酬的境况下，孔子一度感到力不从心、吉凶难料，因而不得已利用《易》来占卜，看看运气如何。这其实与他以前所教导学生的“知谋远者，卜筮之繁”也正相吻合。表明即使圣贤，在遭遇坎坷、陷入穷途末路之际，也会一时陷入迷茫而求助于占卜。

其三，一度频繁地占筮使孔子对《易》不时翻阅、详加研究、反复玩味，以至于“韦编三绝”，最终理解了《易》的本质，从而“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即不满足于卜筮而喜欢其文辞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易》的全新认识。发现《易》有“古之遗言”，即文王遗教。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这与《论语·八佾》所记载的孔子关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感叹，正相吻合。正是在“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即“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认可的《周易》之“德义”所在。

其四，孔子发现《易》所蕴含的“德义”后，就把“德义”认作《易》之本质，因而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从他一再强调“《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就可以看出来。尽管如此，孔子也并不否定卜筮，只是把卜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孔子将《易》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即“赞”、“数”、“德”，并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可见，“德”在三者中属于最高的层次，是《易》的本质之体现。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均为“史巫之筮”，均未洞悉《易》之思想真髓。

其五，孔子在洞悉《易》的德义本质后，虽然并不否定卜筮，但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把卜筮视为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与其以前对于弟子关于“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与学《易》之后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诚如《论语·子路》所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它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一类的文献。鲜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残卷附录《易传》六篇，分别是《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据廖名春等学者考证，这些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作品，不会晚于《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二三子问》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等学生讨论《易》的对话。从以上资料可见，孔子晚年确实喜欢读《易》，认真钻研《易》，以致“韦编三绝”，还向学生传授过《易》。按照传统的说法，认为孔子将他对于《易》的理解作成《十翼》。但是，经后人对《十翼》进行研究，发现其与传统说法不一致，认为《十翼》大概为孔子口述，由其弟子记载，经过几代传授，到战国中期，才最终成书。

由此可见，孔子对于《易》及卜筮的态度，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转变过程：孔子在年轻时就接触了《易》，但并未深入研究，不了解《易》的本质，只把《易》视为卜筮之作，自己也断不了占卜，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到50岁后，孔子渐渐喜好《易》，以至于“居则在席，行则在囊。”

这里的“行”应该是“出行”、“出远门”，就是外出到当日不能回到住所的地方。统观孔子一生，除了在34至37岁“出行”齐国之外，“出行”时间最长的就是周游列国了。由于孔子“好《易》”在其“晚年”，所以，“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应该指的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期。所谓“韦编三绝”也当是指这期间的情景。这期间（55－68岁），孔子经历了从“天命之年”到“耳顺之年”的变化，而学习与实践的结合、验证，则使其对《易》的研修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不知本”到“知本”的过程。使得孔子最终认为《易》的本质在于“德义”，而非卜筮，因而才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综上所述，孔子对于《易》及卜筮的态度，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50岁以前，尤其是年轻时，把《易》视为卜筮之作，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也不大相信卜筮；50岁后，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期间（55－68岁），孔子渐渐喜好《易》，面对一再遭遇的困厄使其一度热衷于卜筮，但在实践的磨砺和检验中，渐渐认识了《易》之本质，到60岁后就不大卜筮了，并且把《易》视为“德义”之作，即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

孔子这些话，讲得再明确不过的了！孔子虽然与“史巫”都应用《易》，都讲卜筮，但最终却同途殊归：“史巫”从中所要的是卜筮之吉凶，而孔子从中所注重的则是“德义”、“仁义”，认为广泛积德者，没有必要通过祭祀以求福祉；躬行仁义者，没有必要通过卜筮以求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