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易學研究重構了儒家傳統，他認為易除了被閱讀外，也要追尋其遠古的原初意義，做為卜筮之用，而這也是修身的必要條件。這種想法奠基於北宋的政治改革的失敗，使朱熹等人認為關鍵在於知識階層的德行修養，而修身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行」，朱熹便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發展其易學理論。

心的問題

在朱熹的說法中，每個人都有成聖的潛質，但要通過各種文化精神的實踐來變化氣質，如居敬、慎獨、省察、存養善念、克己、靜坐、格物致知、行。朱熹對易經的研究不只包括修身的內在方面，也包括實踐方面，因為《易》能使人學習天地運行之理，而這種「化育」的功能，需賴卜筮做為途徑。

朱熹的易學研究

朱熹在易學的相關著作，有一本評注《周易本義》，及一本小書《易學啟蒙》。《周易本義》直接進入伏羲、文王、周公的文本去追尋原始意涵，重新檢視孔子作十翼的目的，此與當時易學義理派的論述方式不同。《易學啟蒙》為一本卜筮手冊，並將易學與河圖、洛書連結，認為這是上天顯示給聖人之道，人們要透過蓍草卜筮來「窮理」。對朱熹來說，卜筮的最終目的就是有益於修身。

對《易》的解釋

在朱子解易的原則中，《易》本身為卜筮之書，其本義就是卦、爻、數所顯示的關係，並且《易》的本義並不是哲理性的，而是預言性的，因此與其他富教育目的經典不同。朱熹不同於未能將易應用於人事的象數派，也不同於只注意卦辭和爻辭的的義理派，這可以歸根於朱熹的讀書法，其重視作者、文本、讀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客觀了解文本之後，還要以主觀去以心體物，因此知與行是相輔相成的，而從知到行的方法就是卜筮。朱熹抨擊義理派將易當作哲學與道德的書籍，忽略了《易》最初是聖人用作以預言的本義，也抹煞了人們透過卜通向聖人智慧和天理的可能。

卜筮與修身

朱熹認為卜筮與修身相關，因為《易》卦代表了陰陽的流動和道的變化，人對於自己的道德決斷會有疑惑，《易》正是提供斷疑的方法，使人的想法在正確的方向自發冒出。朱子認為卜筮就是一種針對外在事物、內心活動的「應」「幾」的方法。「應」是本能地、自發地且以道德上正確的方式，對情境和事物中的變化做出反應的能力，聖人之心具「神明」的狀態，因此有「應」的能力，《易》和聖人之心相似，因此可以「正」常人之心，使人們可以對各種變化做出正確的反應，獲得像聖人一樣的道德反應的能力。「幾」是現象中的細微變化，聖人可以用內心之「神」知「幾」，卜筮就是幫助普通人發現這些「幾」的工具和方法。「幾」是處於心剛開始有「感」，但還沒有「應」的階段，也是人們要明白區分善惡的時候，未來事物就顯示在這一階段之中，我們可以學習在此階段控制之。因此，《易》有益於修身的途徑可分為四點，第一：解除人行動中的困惑，第二：提高人對外在環境「應」的能力，第三：在「幾」的階段察覺自己的感情、想法和意欲，第四：區分善惡並存養善來淨化自己的心靈。

卜筮的侷限

朱熹對鬼神的概念不同於以往的儒家，他認為鬼神是可以理解也可接近的，這是因其吸收了流行的鬼神理論，並與自己的理論結合。他對於鬼神和卜筮的看法，正說明了卜筮必須是在修身中被嚴肅的使用，並且是用來解決求道中的困惑。另一方面，朱子認為不能過分依賴《易》而遠離了真正必須的自我修養。

附：朱熹，《易經》與中國傳統文化

朱熹的易學研究中，把伏羲提升到了一個儒家道統始祖的地位，朱熹也自認為是此一譜系的繼承者，《易》也因此被視為北宋以來士大夫所尋求的和諧次序的完美象徵，作者認為朱熹的綜合性思想就來自於伏羲思想的綜合體系。朱熹認為易學傳統有象數派和義理派的區分，他批評了兩者並做了綜合，最終他用象數派的方法去達到義理派的目的。朱熹對於卜筮和聖人與普通人關係的論述，反映了人心和道心之間的緊張，當人透過卜筮學習到天地之理並轉化到自己的生活中，他便把自己轉化成為聖人，這也是北宋文化政治復興和道德新生的基礎，並使宋王朝建立在人性和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起源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