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缺失的爱……

    女儿放学回家，吃饭的时候闲聊，说了这样一件事儿。她说：“妈妈，我们班那个叫一萍的同学可真怪，有一天我们正在上数学课，她突然站起来对老师说：‘老师，我想跟同学们说几句话。’她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大家顿时一愣，因为还从来没有什么人在课堂上这么干过！老师在讲课中被打断，也有点诧异，但仍然委婉地说：‘有话不能下课时说么？’她回答：‘不能，我想现在说。’老师说好吧你说吧。她便对大家说：‘同学们，过去我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在这里我对大家说声报歉了，我以前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女儿继续说：“她说了这两句，然后就坐下了，搞得大家一时没转过弯儿来。我心想，她这是在做什么呀，平白无故地在静悄悄的课堂上，说了那几句话，就完了！是不是出什么毛病了？”

    “同学们怎么看这件事呢？”我问。

    “同学们下课后也议论纷纷呢，觉得她这人太怪异了。可是自从她说了那些话之后，第二天之后没有请假也没有来上课。”

    我沉吟了片刻，对女儿说：“你不觉得她需要帮助么？”

    女儿听了我的话，停止了咀嚼，睁大了眼睛，流露出疑问和思索的表情。我接着说：“我猜她一定是心里有什么东西纠结在一起解不开了，她现在一定需要关爱和帮助了。”

    或者女儿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无疑，已经很懂事的她，在顷刻间就已经听懂了我的话，并认同了我的意思。由此，我们的交流从这样一件小事，引申到了更大的问题上，那就是在人的精神状态出现疾病的征兆的时候，正是需要关爱、治疗的时候，任由其发展，可能会酿成大病。

    然后，我们从这件事，谈到富士康公司的“十三连跳”，谈到近期以来多起杀害幼儿园无辜孩童的事件。一提到那些事件，公众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如何追究那些造成员工自杀的因素，想到去切齿痛恨那些走上极端、残害无辜的人，却几乎极少用社会关爱的目光去审视这些事件，很少想到许多人自酿悲剧，正是我们整个社会对精神的关爱太少的缘故。

    席间我跟女儿交流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一个韩国留学生在校园里枪杀了32名师生并饮弹自杀，在我们中国人“正义”的心里，即使将他碎尸万段都不能解我们心头之恨。可是在这起事件悼念死亡师生的仪式里，为殉难者竖立的悼念石碑却是33个，在这里，杀人者被当作一个逝去的生命同样被哀悼。追悼会上有一个叫劳拉的女生为他留言道：“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我们觉得，一直以来，国人太习惯于从恨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我们这些貌似成熟的大人，对待一些犯错误和精神异常的人，都习惯性地、并且很幼稚地把他们进行妖魔化，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豺狼和敌人，而不是一个想不开、走不出误区、需要营救的无助者。劳拉式的大爱思维，让人喟叹和反思。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传统上，我们极少接受这方面影响和教育，更很少进行这方面的思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中国，我们说不定还会跳起来高叫着指着劳拉的鼻子：“你还有没有正义感，居然同情一个杀人犯！”

    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许不难做到热情关爱那些身体病痛的人，但却不自觉地对那些精神无助的人冷漠白眼。过去我常跟女儿说：“一个生长在充满爱的家庭里的人，他的心里就会充满了爱，而一个生长在充满纠结和仇恨的家庭里的人，他的心里不可能有别的。”一个心里有爱的人，不会做出仇恨的事情，而那些厌世和报复社会的人，是因为他们心里的仇恨太多了。这些仇恨不是别人装进去的，是社会、是他生长的环境带给他的。这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错，是全社会的错环境的错，是我们这个大环境先天缺失一种对他人精神的关爱。

    由此我想起小时候，看到疯子走在路上，孩提的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疯，却经常会看到有一群孩子在后面用石子追打。我甚至没有听到一个长辈告诉我们，要对他们给予如病人一样的关怀。这里我无意指责我们的父辈，因为他们对此同样是懵懂的、蒙昧的，他们跟我们一样，对疯子说的那些反常的话和怪异的举动，除了觉得可笑还是可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怜爱，看不到也从不曾想过，那褴褛的身体里装着怎样一颗破碎的心。

    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拯救一个人，也许并不单单是几片药、一个手术，有时候更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席贴心的话语。这本来也许并不比一个手术更难，但难的却是我们过去很少这么想过并习惯去做。最可怕的是，那并不是我们一个人的缺失的东西，而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缺失的东西。

    我们群体先天缺失的爱，何时能够在这广袤的土地上播种，又何时能够在大江南北发芽和生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