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祝中学旧事记【中】

                                  六  变与不变

 我们爱怜着母校，也希望它与时俱进，永葆青春。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反复变化的国度，传统的东西一再被毁灭,而新建立起来的东西也不久长。自然的生命，比如一堵墙，一个庙宇，一方碑碣、一片树林，和人的生命比较起来，要悠长的多。自然的一切，当被赋予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思想感情之后，就变为一种文化的载体，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正因为如此，旧的东西珍藏着我们美好记忆和含蓄、隽永的情感，是我们心灵的驿站。新的东西固然是好东西，但如果得消耗我们日益紧缺的物质和能源，牺牲我们宝贵的生态——才能获得，而获得的却往往不是我们所使用的，尤其是那些讲排场的“形象工程”之类——就是一种浪费，这不是花钱办事、或增加GTP那么简单。我们的土地资源有限，我们不能一下子把还在使用的旧东西都推翻了，在上面堆砌一堆仅仅可以炫耀“政绩”的东西。我们什么时侯，才能变得成熟起来，管住游手好闲的人和无法无天的官，不再去做无为的折腾？

 当然，有了钱是好事，我们可以把学校办的很好。但是，好学校却不完全是新校园，新建筑，光彩照人的马赛克和花花绿绿的新颜色。过去的东西，比如一片树林，一条流泉，一方草地，一颗古树，是民族灵魂的栖息地，那是活的载体，没了他们，就中断了灵魂。

                          七  冲突与震荡

  我们的母校，有一个占地200亩的梯形大校园，有成片的白杨，有鹅卵石铺成的人行道，有粉墙、青砖、青瓦，正对着大门的就是那条鹅卵石铺成的大道。大道两边，就是对称的十几栋平房教室和宿舍。这些平房，错落有致，疏密井然。白墙、青瓦，屋顶为人字型结构，窗户横狭纵长，是五十年代学习苏联时的风格。夏日的雨水不断的沿瓦槽流下来，在屋檐下形成一道深深浅浅的直线。青瓦间浮起一层白色的烟云，或微明，或幽暗，隙缝间的野草在随风摇曳，颇有古镇的氛围。

 母校是文明的中转站，是狭义相对论的时空焦点，他把古今中外的，物质的、精神的一切，都集中在我们眼前。所以，这里的山水是西北的，风云却是南海的；马兰花、格桑花是藏家的，短笛、铜鼓又是羌人的；气韵流动的《折杨柳枝》是汉家的，白云、蓝天、溪流、草原，是属于全民族的。

  母校建在一面坡地上，所以，所有的教室后墙地基都被垫高了。最高的可达3米。那时我们高中部男生住宿的那排平房，就坐落在高高的石阶上，从后面看，像一座长长的堡垒。夏日的雨水斜浸在墙面和石阶上，生出一撮撮碧眼的青苔。

 在鹅卵石的大道的尽头，相对的是一栋比其它教室略矮的平房，他像一道厚重的屏风，或者就是一道空心的分水堤坝，将大道的尽头截止在这里，分向两边，也将把随大道而来的风霜雨雪、是非善恶分解、化合。这栋左右对称、两头向上翘起的八间平房，就是学校的教研室。那时全校八个教研室的40多名教师全集中在这里办公。

 教研室内的办公桌椅，光滑而粗笨。时间太久了，只有通过保留在手脚不到的角落里的油漆，还能窥见它当时的光彩。正因为太久了，所以他们也有了灵性，他们固执的守望着过去的辉煌，全然不顾周边人们的嗤笑和非议。

 教研室后面，是中学的后院——我估妄言之，其实是没有这样严格的界限的，只不过教研室确实修在一座高高的台阶上，它后面的地形明显的低了，属于学校的第二平台。青灰色鹅卵石斜坡和台阶承接着前后平台的分野。学校的大礼堂、教工食堂、学生食堂都集中在这里。做后勤工作的炊事员、拖拉机司机以及牛倌都住在这里。

 我们上高三时，中学学生达1200多人，住宿空前紧张。高三时，我们文科班的20多个同学被安排在牛圈里的一座破败不堪的临时性库房里住宿，那库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冬天没有取暖的火炉，恍如王保川的寒窑一样凄凉、寒冷。那时的刚晋美、龙大福等人，和牛倌【佚名】拉上了关系，取得了牛倌的好感，被牛倌特准住进了牛棚里。看着人家几个人搬进那么宽敞的土坯房里，行李整齐有序的摆放在5平方米的火炕上，空气中还微微颤抖着腐草的气息，真让人羡慕啊！那时，学习紧张，我们正在为高考而打拼，能有一个安静的住所，该有多好啊。

 现在，我们的母校缩小了，校园面积不到原来的1/4，倒不是城市发展抢去了他的土地，而是我们领导嫌它太大了，为了形象上的紧凑，放弃了周边的土地。并把原来的所有的粉墙、青砖、青瓦建筑全部推倒。现在，用红砖墙围起的小小校园内，也有了一栋砖混结构的教学楼，反光的白色马赛克和红色的琉璃瓦廊檐，极尽张扬之态。

 看起来，现代人有时总想把自己关在一所纤尘不染且闪光明亮的房子里，所以特别钟情于玻璃马赛克和冰冷的大理石之类的东西。以为那样就可以永远摆脱泥土的困扰，卫生到极点、干净到极点。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我们高度的文明是根治于土壤中的，而我们却异想天开，想摆脱土地，这是多么幼稚的幻想啊。

 那么，这又是母校的新形象了。自然的东西，总是要衰老的，所以我总觉得没有泉流、没有绿树的母校，仅仅守着一栋干涩的砖混大楼，少了些许和大自然的接触的空间，我们对于自然、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感悟，会不会因此而简化呢？

 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的孩子们，也被请到了明亮的房间里，他们被学校、父母驱赶着，去做没完没了的作业，考一样“优秀”的成绩，说一样乖巧的话，剪除一切本应培育和发展的个体差异，因此，他们也失去了学习其他东西的一切机会。他们被剥夺了进入泥土的权利，想象的权利，和自然亲近的权利，这是不幸，还是万幸？

                          八  自由空间【FreeSpace】

大礼堂下面，是学校的最后一级平台，那就是操场。唯我此生，先做学生，后当先生，一生注定要与学校相伴相生。当先生与做学生的感觉不同，当学生时，把学校看成生命的驿站，打算在那里打尖、休息，吃饱、喝足之后就要继续赶路，不考虑下次再来。当了先生之后，学校就成了生命的阳光雨露。生活的轨迹，你得翻翻复复的寻求，生活的滋味你得一点一点品尝，于是，我爱上了操场，爱上了在操场上徘徊、思索。

 我发现所有的中小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学校的操场，总是有意无意的被安置在最为隐秘又最为宽敞的后院里，那里既远离外面的尘嚣，也脱离紧张的课堂。学校的操场，是一块圣洁美丽的伊甸园，那是放飞心灵郁结和晾晒灵魂痛楚的自由空间【FreeSpace】。学校如果没有一块像样的操场，学校就失去了活力，丢掉了灵感。

 一个建筑在20°以内坡面上的学校，外加几个自然分工的区域或平台，是最有诗情画意的，我们的母校就是这样。沿用鹅卵石铺成的台阶，风里来、雨里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没有台阶，就没有诗情画意。

 操场后面的围墙是用最古老的夯筑方式夯出来的，墙根析出的盐分正一点点的啮噬着墙体。也推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出了围墙，就是当地农民的庄家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里还有一大片未开垦的草地。春天，匍匐而生的蒲公英会开出耀眼的小黄花，我们最真实的生活，也就发生在这些小黄花生生灭灭的岁月之间―――“以爪牙供耆欲，以趋走避利害，穿衣戴帽以御寒暑，役物任智以为养”，在这云开云合、风来雨去的生活中，派生了“仁、义、礼、智、信”所谓的“五常之性”，我们的一切生活，也包括读书，在不知不觉中承载着这么多说不明、到不白的是是非非。

 因为母校操场的位置最低，在雨季，操场就成了地面径流的归宿。暴雨过后，大半个操场往往成了汪洋大海，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会通过食堂旁边开挖的壕堑进入操场，然后在水中垫几块断砖或石块，小心地踩着这些断砖、石块，才能到达集合地点，没有水的地方，仍然是黏糊糊的深陷鞋底的淤泥。

 每一年的五一节前后，学校要举办田径运动会，那时的操场是最热闹的。那时的省城兰州，东面的天水、甘谷，河西走廊上的武威、张掖，正是桃花红、梨花白的时候，可是，我们天祝仍然春寒料峭、水瘦山寒。乌鞘岭的主峰――雷公山上，仍旧白雪皑皑，我们几乎是穿着棉衣参加运动会的开幕式的。

 我们班有幸连续两年成为运动会的仪仗队员，那不仅是班主任老师徐大谋的光荣，更是我们的骄傲，因为只有学校的优秀班级，才有这个资格。

 我们生活在这块穷乡僻壤里，抬头看山，出门爬上，是山涵养了我们悲天悯人的仁慈与宽容，也是山造就了我们这一茬山里人卑微胆怯的心理。于是，童年时代的脊梁骨就弯了，头也低了，完全是一幅顺民臣子的模样。当梦幻充满了善良而灵敏的头脑时，只好偷偷地抓着稍纵即逝的多彩梦幻，独自寂寞的微笑，并微微脸红，从而使足劲，向既定目标悄悄靠近。

 寒来暑往，两个假期是属于操场的，冬天，当寒假来临时，正逢大雪覆盖了操场。在皑皑白雪的看护下，操场安静的休息、思索，知趣的小鸟也不去打扰它。寒风中，任凭翻越乌鞘岭的蒸汽机车叹息、呻吟。暑假则不同，暑假里，高原上的草木会抓住这个短暂的机遇，猛生猛长，草甸会从西边伸向操场的腹地，野蒿长的和我们的腰一样高。暑假结束了，我们又踏进操场，于是浑身沾满了野蒿的涩味。

                            九  礼堂食堂

 学校的礼堂和学生食堂，就建在操场上面的平台上。学生食堂和礼堂并列着，中间只留下一米宽的通道。礼堂是七十年代才修建的，学生食堂是一栋建筑面积不足100平米的平房；前厅的屋顶很高，超过了五米，然而却没有前檐，无论是绚丽的阳光，还是沉吟的秋雨，都能一无遮拦的倾泻在窗户的玻璃上。窗户狭窄而修长，屋顶的青瓦坡面与地平线成30°的夹角，屋顶延伸着，一直盖到不足一米的后墙上。食堂前面是操作大厅，中间是储藏室，后面是灶台兼火塘和地下室。

 学生打饭是露天的，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和日丽，都是如此。秋天，阴雨连绵的时候，肚子饿的特别快，而食堂因为缺燃料或别的什么东西，又往往按时开不了饭，扎堆的小伙子们手里拿着饭碗在秋雨中静默着等待开饭，那情景是藏在心中、还带着雨气的饥饿画面。

 其实，大礼堂的中侧们就正对着露天的“打饭广场”，如果学校领导愿意，打开礼堂的中门，就可以把礼堂作为餐厅使用。但是，我们上中学时，礼堂中门的链子锁早已锈迹斑斑，也许早就打不开了。礼堂除了列行召开一些重要的师生大会和文娱活动外，还堆放着好多杂物，礼堂平时的功能更像一个库房。

 但是，母校的礼堂毕竟是一个庄重的场所。那时的安远旧县城，除了县城的影剧院外，中学的大礼堂就是第二号的大型建筑。虽然它的高大的门面是用青砖砌的，外观更像城垣或堡垒，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他的雄伟和壮丽。前门的窗花都是木雕的，典雅古朴，正面的提字是“一切为了新後代”，体现的是民族教育的“中立”立场。

 1985年夏天，雨特别多，我们的高考，也是伴着斜风细雨完成的。高考预选前夕，我们就计划在大礼堂前留影，因为礼堂毕竟是母校的象征。但是，那段日子，每天都下雨，每天都是云遮雾罩，光线太暗。预选结束后，一大批落选的同学黯然离校，原有的教学班的建制已经残缺不全，我们的心情也残缺了。只好在高考结束后，学校把所有参加高考的应届和往届学生都集合在礼堂前草草合影，可是那天，我仍然去迟了几分钟，没赶上，心里至今也忘不了。

 毕业典礼的那天，我们被郑重地请在礼堂的最前面，后面是我们的师弟、师妹。那天，心里压了很长时间的悲怆气氛终于慢慢地释放出来了，灵与肉也分家了。列队入会场时，身子轻轻的，感觉像是要横着飞。坐下来的时候，时空都凝固了，后面的师弟、师妹们，在那里嘁嘁喳喳的议论着，可我什么也听不见。扩音器响了，播放的是弘一大师李叔同作词的《长亭送别》，校长要为我们致辞时，我才想起，应该给校长鼓掌。可是，我仍然没听清校长讲了些什么。据说，那天刘校长也很激动，竟把讲话的日期念成了“1982年6月14日”有些同学在窃笑，可我什么也没听见。后来，要散会了，师弟、师妹们慢慢地往回撤，东方歌剧似的唱辞更响亮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扶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团圆，唯有别离多······问君此去几时归，来时莫徘徊······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数年的风风雨雨，在此时此刻，终于化作了一曲神圣的悲怆。

 现在，礼堂被推倒了，我占在伤痕累累的礼堂废墟上，潸然泪下。

                           十  吃饭与吃粮

 1982年秋天，我们上高中时，我已经到了18岁，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龄，留在食堂内外的，竟是一片饥饿的感觉。

在天祝，我们是唯一可以享受城镇人口待遇的农村学生，所以，我们上高中时，也把粮户转到了安远镇，虽然麻烦，但是三年之内，每月可以享受31市斤的平价粮，价格为每市斤0·11元，清油1市斤，价格为0·40元。但是，那些粮食无论如何也是吃不饱的。早餐是稀饭馒头，所谓稀饭，稀地能照见人影，可以清楚地数出碗里的米粒。二量面的小馒头，我们一顿可以吃四、五个。中午是煮菜馒头，所谓菜，主要是洋芋片和烂菜之类。好在我们这茬人，那个阶段的胃是用铜胎做的，什么都可以吃，吃什么也不闹肚子，那个时代的饭菜，虽然清亮、苍白，但货真价实，没有任何污染。有时也难免有不该出现在饭菜里的东西。每份菜的价格是0·15元。如果管理员高兴，从火车站那边的冷库里弄一些猪血来，就算是荤菜，要0·20元一份。中午0·15元的菜，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并没有经常打那份菜的勇气和财力。吃不饱肚子，又缺乏蔬菜的摄入，那时怎样难耐的一段日子。

 后来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我看到了主人公孙少平上高中时，偷偷刮锅底的情景――我们这些有着相同身份、相同境遇的人，在同一时代，那种混合着自尊与卑微、自强而无奈的心境，竟同出一辙。无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生，还是文学影视作品里的艺术人生，都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厚重与艰涩。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竟让人悲从中来，声泪俱下。应该感谢路遥，他将这些常常令人感到如芒刺在背的生活情景真实的写了下来，就路遥来说，他定然费了不少的思索，据说，他是在癌症晚期才完成这部文学作品的。他以生命为代价，我我们盖起了这个藏在象牙之塔里的“平凡世界。”

 路遥一生是极其勤勉的，他用毕生的思考，探索我们这些农民子弟的发展趋向。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他总是用理想取代现实，用浪漫代替痛苦。在孙少平、孙兰香等人的身上，寄托了路遥无限的希望。

 正因为路遥笔下的“平凡世界”是被罩在象牙之塔里的，所以，我们可以沉浸与其中而藐视塔外的风雨侵袭，使我们在难堪的现实中，被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尚能走进这么一个精神上的避风港。

 中国的教育，总是伴着一种畸形的状态在痛苦中行进。对我们这些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民子弟来说，高筑债台、背着沉重包袱，到县城去上学，是一种赌博，目的是唯一的，那就是争一口“皇粮”吃。我们绝对没有更大的理想，也无需更大的理想。家乡的观念尚且停留在门前的小河和屋后的小山之间，何来放眼世界的胸怀？离开那片苦涩的土地，到那里都是天堂，如此而已。我们的祖辈，早已看透了中国农民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的父辈才敢于下决心下这笔赌注。另一个原因是，恢复高考以后，社会也的确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尽管这个机会的概率很低，压在我们身上的赌注，从一开始就注定多半是要输的。但是，我们的父母、兄弟还是凭着一时的侥幸心理把它都压上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恰好宣扬了这笔赌注赢得胜利的喜悦。用所谓“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长久的麻醉着我们。所以，在那段苦涩的日子里，我们无暇估计最终的结果，都沉醉在那部象牙之塔下的“平凡的世界”里。

 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们这些赢得赌博的人来说，也只能算做了一场美梦，梦醒时分，我们仍然是输家。道德的沦丧，法制的凌迟，正义的泯灭——切不幸所导致的暴风雨，首先不折不扣的砸在我们的身上。在以后的日子里，兄弟姐妹的窘迫生活，一丝一毫的伤感困苦，都与自己有着撕心裂肺的痛，我们唯有沉默应对，“满堂而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则一堂为之不乐。”何况，普天之下嗷嗷待哺者何止千万？

从现实的中国政治价值趋向、权利资源分配和经济发展状况上看，要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绝对又是一场新的民生、民权革命，而且是一场更持久、更复杂的灵魂和精神上的革命。书，还得读，但不光就是为了混一口“皇粮”吃——也许，“皇粮”最终得废除。我们的子弟，不能只读子曰诗云，还得重新研究民主科学的真正含义。我们不能只懂得服从和顺应，还必须懂得思考和否定，从而在灵魂的深处，培植科学与民主的能动因子，改变永远做顺民臣子的愚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