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雪翁家书（7）

儿子：

这些日子，有空了就看一两段《傅雷家书》。傅雷在1954年4月7日致傅聪的信中谈到学习外语的方法问题——傅雷是大翻译家，他的意见应该具有合理性——他说：

记得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从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大同改念英文，也没念好，只是比法文成绩好一些。二十岁出国时，对法文的知识只会比你的现在的俄文程度差。到了法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十个月以后开始能听几门不太难的功课。可见国外学语文，以随时随地应用的关系，比国内的进度不啻一与五六倍之比。这一点你在莫斯科遇到李德伦时也听他谈过。我特意跟你提，为的是要你别把俄文学习弄成“突击式”。一个半月之间念完文法，这是强记，决不能消化，而且过了一晌大半会忘记的。我认为目前主要是抓住俄文的要点，学得慢一些，但所学的必须牢记，这样才能基础扎实。贪多务得是没有用的，反而影响钢琴业务，甚至使你身心困顿，一空下来即昏昏欲睡。——这问题希望你自己细细想一想，想通了，就得下决心更改方法，与俄文老师细细商量。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倘若你目前停止上新课，把已学的从头温一遍，我敢断言你会发觉有许多已经完全忘了。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傅雷的意思是，学习外语，没有语言环境是不行的，与其在国内瞎折腾，还不如到了国外再说，国内学外语是事倍功半，到了国外则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当时，傅聪在北京，做出国前的准备。傅雷又说：“其实像你这样学俄文，即使用最大的努力，再学一年也未必能说准备充分，——除非你在北京不与中国人来往，而整天生活在俄国人堆里。”就是说，在国内学外语，一定要有“外语角”这样的地方可去，要有语言环境。

你说过，外语不是学问，是技能，而我们中国却把技能当作学问对待，用太多的语法之类吓退求学者，而不顾及它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对比傅雷所说，看来，你的这一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你现在置身于国外的环境，就像傅聪出了国一样，应该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李雯与你英语聊天，她已大二，说跟不上你，还得一边查字典一边打字。

听你说，你们现在学英语，是一群人围着聊天，这就对了。我们中国的教育实在成问题，读了那么多年英语，还是哑巴英语，一个英语编辑，翻译不了药瓶上的说明书——这样的教育还不要检讨吗？整天就晓得用分数折磨学生。我听说，福州一个著名中学，是按成绩给学生排座位号。现在是宣传部门进行奴化教育，学校和老师一起摧残学生，如此下去，中国大地上将满是会背书的动物。政治上背高层文件，具体学科背固有结论。

前些日子，钱学森的侄儿钱永健获诺贝尔奖，有记者问了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问题，钱永健开宗明义说：我不是中国人。哪一天，要真有中国人获诺贝尔奖了，中国的爱党爱府者，又该兴高采烈好一阵子了。不过，在现有的框架下，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中国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奖。

有一个中国人，对人类是有很大的贡献的，那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据估计：超级杂交稻能多养活中国4000万人口。可惜诺贝尔奖没有相关的奖项，如果有，我想他应该是能够获奖的。某些中国人以他没有什么理论为由，不让他当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隆平走的是不折不扣“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是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干出来的，而不是靠“外文加论文”的“两论”混出来的。让他当中国科学院院士，就认可了“实践第一”的原则，就否定了“理论脱离实际”才是“科学”的迷信，就冲击了靠“纯理论”吃饭、只会纸上谈兵的“学者”的权威，就压缩了只会拽外文糊弄人的“骗子院士”以及“政治院士、关系院士、平庸院士”的“自由空间”。相反，倒是美国人让他当了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在介绍袁隆平院士的当选理由时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你上的是“应用科技大学”，德国人是很务实、很讲究应用的，不像中国人，明明没有什么理论，七拼八凑，假装很有理论，理论成了粉饰的油彩、吓人的工具。我们都知道，中国是最没有理论的，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像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不过，也许我说得不对，德国人不仅重应用，也是思想大国、理论大国、哲学大国，那些名单就不用我列了。

爸妈

200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