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焦点评（12-205）：劳动力成本抬升　企业要么转移，要么转型

彭澎接受《民营经济报》采访

题外话：在金融危机暴发之前，广东提出了“双转移”；危机暴发之后，地方担心企业没转移就倒闭了，于是，广东又提出了“双提升”。实际上，“十二五”转型升级主题的提出，就包含了转型与转移两方面途径。出口加工企业要转型很难，也可转移到东南亚，或转移到内地，关键看是瞄准的什么市场。

劳动力成本抬升　企业要么转移，要么转型

金羊网—民营经济报　2012-09-10

“民企发展像翻山，翻过一山又一山。人工涨价‘刚性山’，提高民生必须攀！……”近日，某民营企业主转发该微博时表示，“劳动力成本增加、税负过重、企业融资难，这‘三座大山’让我们喘不过气”。而工资上涨带来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提升，是“三座大山”的第一位。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接受《民营经济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抬升、生产经营压力增大的形势之下，企业“不转移就转型，不转型就只好转移，只有这两条路”。

人力成本比重不断攀升

广州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发布的2011年三季度人力资源供需情况数据显示，全市600家用工监测企业中，招聘新入职的普工薪酬平均达到1677元/月，初级工达到1883元/月，中级工2172元/月，高级工2579元/月。其中普工涨薪幅度为9%-10%，中高级技工涨薪幅度在11%-12%。而根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广州社会蓝皮书的分析，从2011年的情况来看，今年广州市的劳动力成本还将进一步上升，中小企业招工难成为常态。

不光在广州，珠三角许多地区普遍都出现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情况。数据显示，2011年顺德全区大部分中小微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幅度在10%-30%之间，用工缺口约为1.5万-3万人。

深圳某大型电子企业相关负责人陈先生对记者表示，近年来，该企业的人工成本上升较快，且相比管销成本增长更多，占企业总生产成本的比重不断提升。“这几年我们公司每年的基本工资涨幅大概在15%-20%左右”，陈先生说，前几年该企业的人均工资产值比为5.5%到5.8%，而现在已经涨到了7.5%。

2011年4月，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由2010年的每月1100元上涨到1320元，同比涨幅达20%。今年1月，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又提高到1500元，同比涨幅达13.6%。

陈先生坦言，据他了解，目前深圳市的制造行业人工成本比重都比较高，企业感觉“压力很大”。“一些小企业根本承受不了，很多都离开了深圳，往内地比如江西、湖南这些地方转，有些转移到了长三角一带。”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表示，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现象在珠三角地区都比较普遍。随着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原有优势削弱，纺织、鞋帽、五金、家具等行业的外资工厂逐渐撤离中国，转而选择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东南亚等地。

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11年底海关总署对1856家出口企业做了一项问卷调查，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高达80.4%。

廉价劳动力时代已过去

陈乃醒表示，珠三角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变化。“到珠三角就业的人数少了，劳动力出现缺口，使得劳动力价格上升。”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解释说，一方面内地省市的经济得到发展，许多内地企业有能力给出不比珠三角企业低的待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安徽省内务工人员工资首次超过省外务工人员，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湖南等劳务大省。

另一方面，一些产业转移到内地，使得内地也有平台来留住农民工。一些农民工发源地政府出台补贴政策，把当地农民工留下来发展本地经济。

如2010年富士康在河南设新厂后，包括郑州在内的河南省18个市县的各类政府、非政府的就业机构，都参与到富士康员工招聘中。河南省各级政府分配相应的招工指标，制定相关的补贴和服务政策，并在河南省政府网站贴出公告，为富士康在当地招聘10万名员工。

彭澎表示，新生代的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择业要求更高。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时全国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1.45亿人，其中60%以上是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更强，诉求更高。“他们没有吃过什么苦，几乎没有做过农活，受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要求有好的待遇。”

他还介绍说，目前各种生产力要素如土地、水、电等的成本都已经大幅上升，因生产力各要素间存在联动，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就成为必然。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16个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19.7%。彭澎表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是一个趋势，“原来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两年提一次，这几年年年都提。以前企业压低工资都有人干，但现在工人有了依据，这对企业来说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他认为，企业对此不能简单埋怨，而是要主动进行产业升级。“我觉得中国已经慢慢走过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尤其是。虽然现在经济环境不太好，但整个物价成本都在提升，无论是房地产、食品、交通都在涨，所以劳动力成本还会提升。”他认为企业可以考虑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一些的地区，如中西部地区、广东的一些边远地区，甚至考虑往国外转移。“现在企业要么就挨下去，挨到市场好转，要么就主动转移、转型。”

陈乃醒则认为，企业的痛苦实际上是社会的痛苦，各方都应来为企业支招、解决困难。他认为，政府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时应把握好平衡，保证企业有一定的竞争力。“企业能够发展，员工有固定的工作，才能不断升工资。如果一下子升得太快，会导致危险。”

在他看来，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企业技术改造基地，资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帮助企业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社会服务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