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9期第59页，金庸回答记者：“香港和大陆、台湾出版的《金庸传》，作者冷夏态度十分随便，只不负责任地抄录一些已发表了的资料，拉杂成文，成书之前并没有来访问我本人或我的朋友、同事，该书内容错误极多……”

   ——1998年6月16日《羊城晚报》“娱乐世界”版上金庸的“牢骚”：“香港、大陆出了很多有关我的传记，有些资料是靠不住的……也不来问我一下，或问我的朋友，完全是道听途说，很多错误。”

——《上海文化报》1998年8月7日《金庸不写回忆录》的访问记，金庸告诉美国记者：“在大陆、香港有许多关于我的传记，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他们是借我的名来赚钱，动机是不好的，也不来问我一下，甚至也不去问一下我的朋友，完全是东拼西凑弄出来的。”

——《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26日报道《金庸拒见傅国涌》：金庸抵达杭州当晚，在杭州电视台的演播厅，接受了1个半小时的电视采访时，回答有没有必要看刚刚出版的《金庸传》的问题时说：“《金庸传》我不推荐。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连篇谎话，何必看它。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所有的《金庸传》，最近出的(还没有详细看过)和以前出版的，都绝非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说不认识。”

（蒋连根按：我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冷夏和傅国涌是我尊敬的朋友，傅国涌的书中引用过我的材料，我也向他索取过金庸的老照片。香港的冷夏与我曾有书信往来。）

   动笔写书前，我仔细阅读了香港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和杭州傅国涌的《金庸传》，找出这两本《金庸传》究竟错在哪里，金庸骂他俩的关节点是什么？

  我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文坛侠圣：金庸传》为准，择取事件上的谬误之较为重要者，作一番辨析。

  第17页：“（查良镛）刚读完中学一年级，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来读到高中，战火更烈，家乡沦陷。”这与史实不吻合：1937年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的全公亭、金山嘴等地同时登陆，中下旬即已攻陷嘉兴等处。据新出版的《海宁市志》载，金庸故乡海宁于当年12月底沦于敌手。金庸也曾回忆：“日本军队侵略我的故乡时，我那年是13岁，正在上初中二年级……”（《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7期第58页）显而易见，金庸“家乡沦陷”之事，并非在他“读到高中”之时。

    第27页：“抗战后期，查良镛如愿考入了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第407页：1944年，“考入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按：金庸考入该校的时间有多种说法。除上说外，《金庸评传》说是1941年，也明显有误：这一年金庸还在念高二下半学期高三上半学期。《金庸智慧》这一部分的记载采访了金庸的老同学余兆文，称金庸1942年高中毕业后赴内地考试而未赶上考期，到第二年才考上。1998年我访问金庸的高中同学沈德绪，证实余兆文的回忆是准确的。

  第29页：“1945年，抗战胜利。查良镛随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在家里歇过几日，查良镛便告别家人……先来到杭州。很快，他在当地的《东南日报》找到工作，做外勤记者。”也就是说，金庸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即入杭州《东南日报》。事实如何呢？据我采访在金庸家居住过多年的蒋启霆（金庸的表外甥）说：1945年5月，金庸与同学余兆文赴湘西，继续经营农场，1946年7月才从湖南沅陵返乡。不久去凭吊两年前去世的舅父徐申士，11月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当外勤记者。《金庸在港表示即将告老还乡》（载《周末》1996年9月7日）一文也称：“金先生大约在1946—1947年间，曾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可见，金庸入《东南日报》是1946年。

  第33页：“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翻译……查良镛最终还是以其出众的才华被录用。”按：所有资料公认，金庸入上海《大公报》是在入《东南日报》之后。但1947年他还在《东南日报》，怎么可能在1946年秋考入《大公报》呢？这一点证据很多，最重要的莫过于金庸1996年在浙江大学的自述：“1947年，竺可桢先生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我在《东南日报》当记者……”（《文汇报》1997年2月16日《泱泱学者 谦谦学生：金庸先生二三事》）考入《大公报》的时间，金庸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谈中也说过，是1947年。可查《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10期第57页。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系列谬误，来自香港出版的《名人心路》中的一篇《查良镛的“且自逍遥无人管”》，正印证了金庸对冷夏的批评：“不负责任地抄录一些已发表了的资料，拉杂成文……”

  对金庸北上求职的记载，金庸曾特别指出：“关于这件事的记叙十分靠不住。”（见《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9期第59页）“靠不住”在哪里？首先是北上求职“断送了婚姻”（第459页）。对此，当时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曾有回忆：金庸用过的另一笔名“林欢”，是因为两人姓氏中都有一个“木”字，“欢”则是夫妻恩爱、生活甜蜜之谓；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并特别指出：“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上海文化报》1997年9月26日）

  第41页：讲到金庸在北京时找了“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以及外交部“部长助理杨刚女士”。史实是：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杨刚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羊城晚报》1997年10月22日已有任平生《谁劝金庸重返香港？》一文驳之。另一个错误在事件本身。书里写乔冠华曾建议金庸“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进“人民外交学会”（第42页）。金庸的回忆只谈到乔冠华建议他去人民外交学会（《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9期），是否有其他建议不得而知。据了解情况的《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谭文瑞给笔者的信中说，金庸找到杨刚时，杨刚建议他先去革命大学或人民外交学会工作。谭文瑞还在“革命大学”后加了个小括号，强调“不是人民大学”。可见，“人民大学”是“革命大学”之误。

  第53-56页称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在《香港商报》连载，第409页又说是在《新晚报》连载。二说自相矛盾，必有一误。当事人之一柳苏（罗孚）先生说得明明白白：“金庸的继起，是因为《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要他写稿，他一时难写两篇，他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系《新晚》。《新晚》怎么办？好在还有一个金庸……”（《开创新派的宗师》序）本来，金庸就是替补梁羽生在《新晚报》上的小说连载的，怎么会又拿去给《香港商报》了呢？或许，是因为后来《射雕英雄传》在该报连载，作者混淆了（关于此事，《读书》1988年第2期柳苏（罗孚）先生的另一篇文章《金色的金庸》亦可参证。

  第67页：“写完《碧血剑》后，查良镛又马不停蹄地写另外一部小说——《雪山飞狐》。”第68页：“而当香港市民还在对《雪山飞狐》议论纷纷的时候，查良镛又推出他第四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要证明这两句话存在着作为金庸传记作者来说是常识上的错误，只需引用很容易见到的金庸的三句话：“《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1956年。”（《碧血剑》后记）“《射雕英雄传》作于1957年到1959年……”（《射雕英雄传》后记）“《雪山飞狐》于1959年在报上发表后……”（《雪山飞狐》后记）

  第73页：列举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任职期间写的剧本。《小鸽子姑娘》不应列于其中。在进“长城”之前，金庸已经在替“长城”写剧本，而《小鸽子姑娘》正是他进“长城”之前的作品。理由是：写《三剑楼随笔》时，金庸还在大公报社，但《三剑楼随笔》里已经写到了《小鸽子姑娘》，而且明显的是已经完成的口气。（见《三剑楼随笔》第219页）。

   第122页：“1965年底，坚持‘独立、自由、宽容’，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明报月刊》终于创刊了。”按：《明报月刊》的创刊号是1966年一月号，不能说是1965年底创刊。　　

  以上列举的十余例谬误，大多在传记的前面一段，即金庸早年的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到底，还是金庸指出的：“不负责任地抄录一些已发表的资料，拉杂成文……”60年代之前的部分，传记资料的主要来源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或别人写金庸的文字，或其他文章中涉及金庸的文字，由于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失真、走形乃至谬误的情况，加上作者不负责任，不加辨析地抄录拼凑，甚至为了自圆其说，臆想与捏造也不妨偶一为之，就造成了谬误如此多的局面。而自60年代起，涉及金庸的一些重大事件，大多都在《明报》、《明报月刊》等各种报刊上有详尽的记录和反映，只要查到，抄录便十分方便，又省却了原本就不怎么认真的考证，出错与失实的机率也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这部传记的谬误集中在前面1／3部分的缘由。

  《文坛侠圣：金庸传》的不足又何止于此？它有重大事件的空白：金庸在湘西的生活，金庸的三次婚姻，金庸长子的自杀……这方面的资料是十分少见的，有一些到近两年才披露出了一点，但冷夏先生为了早早出本传记，既不在这方面下功夫研究，又在书中刻意含糊其辞，回避不谈。此书还由于流于罗列事件而忽略了对传主精神和实质的把握，使全书立意显得相当肤浅……

我发觉，这书中谬误实在太多，虽然有据可查，但来源就不可靠，还有，傅国涌重复了冷夏的写作路子——运用报刊资料，抄抄摘摘，重复了冷夏的错误。怪不得，他俩会挨骂。

2009年1月初，我为冷夏的《金庸传》指谬。然后开始写作《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紧接着完成了《金庸和他的师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