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金庸旧居“赫山房”按旧模样修复时，海宁乡亲是怀着满腹期待的，期待着金庸前来参加落成庆典，并题上几幅字，期待着他的兄弟姊妹和儿女们相约而来，在这儿留下一幅“全家福”。

   然而，澹远堂的灯笼依旧高高悬挂在梁上，回廊里用于防火的五口大水缸仍齐刷刷地注着半缸水，朱漆的八仙桌，一排排朱漆木椅凌乱地摆放在大厅，上面积满了灰尘……庭院深深，一片萧索，因为金庸不回家。

      笔下的故乡风景

海宁自古学风兴盛、民风淳厚、名人辈出，数千年的吴越文化使当地形成了“潮文化、灯文化、名人文化”这三大文化，而金庸旧居的开放也是当地政府开发“名人文化”的一大举措。当地人不无自豪地说，药刀、叶刀、厨刀是名声在外的“海宁三把刀”，金庸就是海宁的第四把刀，武林中的一把不老宝刀。他曾经为香港回归呕心沥血，和查济民一起提出“双查方案”。他是言行一致的，爱国也爱乡；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看出，他的乡愁是十分浓郁的。

金庸生前所著15部武侠小说，铭刻着金庸的青春，也安放着几代人的回忆。

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这江湖梦里，海宁的痕迹比比皆是。

描写钱塘潮——

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自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大潮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烽，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潮水渐平，海中翻翻滚滚，有若沸汤。

----《书剑恩仇录》第8回“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汹动万乘”

那船张起风帆，顺风顺水，斜向东北过江，行驶甚速。航出里许，忽听远处雷声隐隐，轰轰之声大作。俞岱岩道：“艄公，莫非要下雨了？”那艄公笑道：“这是钱塘江夜潮，顺着潮水一送，转眼便到对岸，比什么都快。”俞岱岩放眼东望，只见天边一道白线滚滚而至。潮声愈来愈响，当真如千军万马一般。江浪汹涌，远处一道水墙疾推而前，心想：“天地间竟有如斯壮观，今日大开眼界，也不枉辛苦一遭。”

----《倚天屠龙记》第3回“宝刀百炼生玄光”

描写海宁陈阁老宅（安澜园）——

陈家洛到得家门，大感诧异。他祖居本名“隅园”，这时原匾已除，换上了一个新匾，写着“安澜园”三字，笔致圆柔，认得是乾隆御笔亲题。旧居之旁，又盖着一大片新屋，亭台楼阁，不计其数。愕然不解，跳进围墙。一进去便见到一座亭子，亭中有块大石碑。”

----《书剑恩仇录》第8回“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汹动万乘”

描写海神庙——

陈家洛呜咽道：“我真是不孝，姆妈临死时要见我一面也见不着。”又问：“姆妈的坟在哪里？”瑞芳道：“在新造的海神庙后面。”陈家洛问：“海神庙？”瑞芳道：“是啊，那也是今年春天刚造的。庙大极啦，在海塘边上。”陈家洛道：“瑞姑，我去看看再说。”瑞芳忙道：“不，不能……”他已从窗中飞身出去。从家里到海塘是他最熟悉的道路，片刻间即已奔到。只见西首高楼临空，是几座儿时所未见之屋宇，想必是海神庙了，于是径向庙门走去。

----《书剑恩仇录》第8回“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汹动万乘”

并且在金庸小说中，对于旧时记忆演化来的情节比比皆是，其最出名的射雕三部曲中不止一次提到嘉兴、海宁等地名，除此之外，以家族、家人为原型的人物、事件也寄托了他的回忆和思念。

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

香港文化博物馆于2017年设立金庸馆，在金庸馆的入馆口，有金庸亲笔写的开馆前言，开头的第一句就提到了“我的故乡是浙江海宁，那里是我的出生地，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的地方，也是我接受启蒙教育和完成中学学业的地方。”

2003年12月，金庸与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对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离开家乡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有时回忆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有一些是很美丽的，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这是他的心里话，真话。

　　相隔两三年，金庸总要回内地走一走，看一看。 从1992年到2008年，金庸曾六度返乡。

1992年12月，阔别家乡50余年后，68岁的金庸先生第一次回到故乡海宁，他不仅重回袁花母校访问，会见老师和好友，还亲自来到表哥徐志摩的墓前凭吊，这次回来，他寻找到了自己与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此，金庸仿佛与故乡重新相认，与海宁的情缘日益深厚。两年后，1994年春天，金庸再次回到故乡。没有了第一次近乡情怯的紧张，70岁的金庸精神爽朗，心情愉悦，来到刚刚建起的海宁高级中学，题词“行见人才如潮自此涌出”，鼓励海宁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

两年一回家，在那时仿佛成了惯例。1996年，金庸再次回到家乡，先游陈阁老宅、海神庙，然后观赏了海宁潮。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他曾如是描写：“……己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戌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回忆儿时母亲几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

第二年的9月，金庸邀请杨振宁到海宁观赏中秋大潮，和査济民一同从香港赶回海宁，以东道主的身份陪同杨振宁在盐官观潮。他说：“山水秀美依旧，但故乡日新月异。”

中午时分，在观潮台后侧，笔者看见了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坐在观潮台上，金庸夫妇陪伴在旁。候潮时，一位摄影记者在金庸身旁拍照，笔者便悄悄凑近他：“我想见金庸，你帮我一下。”一会儿，那位记者拉着笔者走到观潮台前。金庸见了，侧身向杨振宁介绍说：“这是我的海宁小老乡……”其实那时，笔者已经40多岁了，但在两位大家面前，觉得很小。

2003年10月，徐志摩故居新修，年近80岁的金庸再次回到海宁，参观徐志摩故居后，题下“七十年后再访舅氏旧居”的条幅，带走了用海宁灯彩针刺工艺制作的一套茶壶灯，留作思念。

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返乡是在2008年，那一年，已经84岁的金庸，脚一沾上故乡的土地，就乐得像个孩子。他出席了盐官古城的“金庸书院”奠基仪式，亲手种下了两棵桂花树。此前，盐官古城内曾经有一座最负盛名的安澜书院，书院创建时，金庸的祖先曾捐资助学。新建的金庸书院占地七亩，参照安澜书院的建筑格局设计，里面精心收藏了金庸著作和金学研究资料，成为金庸文学研究的一处重要场所。

在历史风雨中，金庸的命运小舟可谓颠簸流离：少年时期的流亡求学，改天换地中父亲的冤死，武侠小说被当局的查禁，文革“左派”火烧明报大楼……一系列政治事件可谓纠缠金庸的一生。在大变革、大跌宕的政治时代中，目睹家族的衰微、时代的变迁，他有哀伤，有感叹，有失落，但他终于没有割断这根脐带，未能摆脱海宁查家挥之不去的影子。在金庸香港的客厅里，始终挂着他的祖先查昇手书的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其中透露出的都是旧式文人的心境和态度。

故土埋着死去的亲人

从1948年去香港，到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中间隔着42年的时光，人生的漂泊感可想而知。然而，金庸六次回乡却不跨过查家桥，不去看一看他的旧居，为什么？

　　乡亲们在问，许多“金庸迷”也在问：金大侠心中究竟有什么样的结儿没打开，阻挡了他回家的路？

　　金庸14岁在嘉兴读中学时，他的母亲死于逃难途中。他曾经在不少场合说过：“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1981年，金庸首访大陆时做的第一件事，由妹妹良琇的指引，找到母亲遇难的地方拈香跪拜，祭奠亡灵。那会，七十岁的金庸曲腿跪着，泪洒黄土，久久不肯起身。

　　父亲之死，对查良镛来说当然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悲剧。在回答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专访时，金庸说：“我当然很悲伤，但并没有怀恨在心，因为我已充分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全中国数百万人在战场上失去了性命，也有数百万人在此后的各种斗争中失去了性命。”

金庸原本以为父亲的死是时局动荡所造成的悲剧，也怨不得谁，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得不令他耿耿于怀了。1967年文革全面爆发，在破“四旧”中，金庸父母亲的坟墓被扒开，骸骨被生生从地下挖起被捣碎，丢弃于边上的小河内，坟墓内的一切陪葬品被同屋檐下的查氏本家兄弟尽数刮分……

时光总是会抹去一些伤痛，比如婚姻之伤，丧子之痛，然而，千里游子总是抹不去对故乡父母的思念。1992年12月，金庸第一次回海宁，日程安排上本来有“回家看看”这一项，然而，当他得知“父母骸骨不存”的噩耗，跨上查家桥的双腿立刻收回了。父母在不该死的年岁里死去，在不该被侮辱的时光里被侮辱，自己漂流他乡无能为力，然而……

两年后，正值清明祭奠之日，查济民约他同回海宁祭祖，他俩同为查氏后人。那天，查济民在重修的祖坟上祭奠了祖先和父母，而金庸无坟可祭，所以他不愿跨过这座查家桥……这时候离邓小平会见金庸已过了十三个年头，离他上次回乡也相隔两年了，然而，台湾蒋介石的父母之墓毁了尚可重修，香港查良镛的父母之墓毁了就毁了……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名著《百年孤独》中说，如果一块土地上没有埋着自己死去的亲人，那么他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大陆上曾经埋葬着金庸父母的遗体和一个曾经急风暴雨的时代。

笔者曾经与查良楠有过一次长谈。我问：“何不立个衣冠冢，至少去曾经埋葬他的双亲的地方捧一撮土，那也是好的。”

查良楠说：“市里原本有这个打算，可是二阿哥的弟弟妹妹们不同意，认为立空坟于他们家风水有影响。”

难道非得金庸来此题字方才能将赫山房的名气远播出去么？难道不能自己想点办法，将此处的査氏文化散播开去？

查良楠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现在我们有两个人看守这个空房子，一年时间也没几个游客。自己拿着国家的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2003年7月23日，金庸从香港飞抵杭州，给一本叫《金庸茶馆》的杂志面世造势。晚上在杭州电视台演播厅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一名海宁老乡当面“拷问”金庸为啥不跨进“赫山房”的家门，他回答说：“我对家乡人民是热爱的，也想回家看看，但上次有人跟我说，为了保护我的旧居，他们把居住在里面的人赶了出去，这我是不同意的。‘赫山房’是查家祖先传下来的，不是我金庸一个人的，因此我不想妨碍大家的生活。”在场人一听此话就知是搪塞之语。

　　其实，“居住在里面的人”没有很好地保存下父母的坟墓，如今却在“看护”着这幢原来叫作“赫山房”的金庸旧居，因而他不想见他们——这才是金庸的“执拗”，他的一个没有解开的心结。

1999年，金庸的大妹查良琇来旧居时，我采访她，从她的言语中听出，金庸及弟妹对“原来居住在里面的人”非常不满，良楠在看门，似乎这屋子还是他家的，不是金庸的。笔者曾经向海宁金庸研究会的会长说过，必须立即另换看门人，最好将他的家搬移得远一点；然而设法动员金庸的弟妹们常常跨进这老屋，这样，金庸才会跨进这赫山房。不料，这会长却说我是无稽之谈。

后来深入采访，跟金庸的弟妹们接触，我了解到了建国初期和文革期间同父异母弟弟们的一些做法。我想，金庸是个凡人，也有寻常人的喜怒哀乐，也受身边兄弟姐妹的情绪影响而牵绊，让他做他书中的无怨无恨之人，他也做不到。

  叶落归根之地还是西湖之畔

后来，金庸做出选择：定居杭州：湖光山色伴诗酒，西湖弄舟。

香港是他成名、生活大半生的地方，而杭州是他人生的起点，年青时代他曾在杭州《东南日报》任记者。金庸在杭州九溪玫瑰园筑有一幢别墅，屋内七八张椅子足够一小家享用。他对朋友说过：“我真正的感情还是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老了以后，回到杭州去，死在浙江。”金庸透露说，叶落归根之地还是西湖之畔，“在自己的墓志铭上会这样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他的小说有几亿人喜欢，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浚生是金庸的好伙伴。2014年初，我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刚出版，张浚生打电话找上了我，说浙江大学要出一本书《金庸在浙江》，以照片为主，他是主编，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并说他马上去香港见金庸，欲带上我的新书。我说“好啊，浙江大学是我和儿子的母校，我又是金庸的同乡。”周五，我在杭州西城年华（距浙大不足一千米）的家里等着他。下午二点多，张浚生来了，我递上新著和几幅金庸的老照片。张浚生说，他在香港新华社工作期间与金庸交往颇多，有十三年吧。这时候，我的记者本色原形毕露，竟然一问一答地作起了现场采访。

张浚生告诉我，1996年11月5日，云松书舍落成时，当晚他和金庸就下塌在云松书舍，促膝谈心。金庸打算在西湖边度晚年，所以在玫瑰园置了房。云松书舍建成后他送给了杭州，百年以后就打算留在了西湖畔了。他去南山墓地看过，很满意的，因为他的姑父蒋百里就葬在南山，离西湖也近。

这个安排，必须有子女在杭州才好。然后，他的儿子在杭州办餐馆不成，没能定居杭州。金庸的最后几年，离不开儿女，离不开香港的医院，身不由己了，因而，他定居杭州的愿望没能实现。

金庸晚年信佛，从小乘佛教的经典读到大乘佛教的经典，《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维摩诘经》都曾给过他极大的安慰，宽慰了他心头的内疚自责和无奈，教会了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面对生死这个古今难题。

不可否认，金庸有着很深的故乡情结，可他为何跨不过查家桥？不是他不想跨过去，是他笔下的郭靖、乔峰、梅超风、杨过……不让他抬腿跨过去，因为他们除了侠义还有傲骨，琴心剑胆。

   这就是金庸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