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训。孙犁先生一定深谙此中况味，这方面他说得不多，他的行为方式却比一切说辞更重要，更具说服力。我之前写过一篇孙犁与汪曾祺的文字，对于1949解放之初，36岁的孙犁清醒选择居留津门，而不愿意到皇城去当官凑热闹，已有所涉及，在此不赘。

然而，有“省事”的愿望未必就真的可以省事。1949后的近30年，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思想的禁锢，灵魂的束缚，肉体的折磨，越来越变本加厉，登峰造极，好端端的“解放”一词，眼看着变成了黑色幽默。这一漫长的时段，受虐者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大有人在，相比之下，孙犁算不上苦大仇深，那便不说也罢。

孙犁晚年卷入一场论战，要说实在是出于被动。不想惹事，事偏找上门来，躲都躲不过。事件的起因与西安《美文》杂志的创刊有关。贾平凹给孙犁写了一封信，派人带上去天津面见孙犁，以期取得孙犁对新刊的支持，孙犁欣然回复贾平凹一信，信中写道：

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谈美文！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他本意是肯定，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

所举例的一句话，是来自孙犁案头放着的一张南方赠阅的周末报纸，先生大约刚刚读过，顺手拈来引用了一篇文章中的句子。孙犁之前与文章作者素不相识，当然也谈不上恩怨。就文说文，再正常不过。

孙犁的信发表在《美文》杂志创刊号上，有几家报刊作了转载。这是1992年的事，孙犁时年八十。

孙犁没有料到，他无意识引用的一句话却捅了马蜂窝。“一句话”的主人立马杀上阵来，先是专挑孙犁先生必看的天津一家晚报撰文，紧接着又在天津《文学自由谈》发表文章《要么回家要么闭嘴》，不指名地对孙犁先生进行了言辞尖刻的攻击和嘲讽。之后，类似的文章又陆续发表在全国其它报刊。指责孙犁是“九斤老太”，想“独霸文坛，独领风骚”，“对继往开来的一代作家不尊重”，“你的风光已经过去了，不服气不行”。进而上升到人身攻击，专从“老”字上做文章，诸如“下楼腿软，迎风流泪，一饭三遗矢”，已经失去“竞争能力”，成了“银样镴枪头”，等等。两三年间，大有不依不饶之势。

孙犁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在1994年八九月间，一连写了8篇文章进行回应：《“病句”的纠缠》《当代文事小记》《文场亲历记摘抄》《我和青年作家》《我与文艺团体》《我观文学奖》《反嘲笑》和《作家的文化》。孙犁回应的主要观点是：

叶圣陶先生在刊物上还办过“文章病院”，专挑有毛病的字句。但在今天，则行不通。

其实，你那个错句，我说“修辞不讲究”，是客气……把应该说成“是”的说成“否”，这已不属修辞的范围，而是逻辑混乱。

虽然获得过大奖的人，也不要以为从此就定了性成了永久性的优秀作家，别人连碰都不能碰一下。最好是时常到书店里转转，看看架子上还有没有自己的书。

头顶已经秃了大半，还嘲笑老年人……连这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还能希望他有求实之作吗？凡是责怪别人对他不宽容的人，千万不要希望他能宽容别人……

一出文场公案，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最后自然是不了了之。“一句话”的主人喋喋不休指桑骂槐说了不少话，孙犁先生最终奋起反击也没少说话。孙犁先生实在是愤怒了！这桩公案对于晚年孙犁的生活、写作乃至于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绝对不可低估。

那么，论战对手的情况呢？他其实只小孙犁17岁，有过右派生涯，获得过国内最权威的长篇小说奖，后来则不再写小说，以主要精力在报刊上开专栏，借中国京剧和红楼梦说事儿，探究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活法，含沙射影，讽喻现实人事。其正人君子之慨，尖刻凌厉之风，实在令人敬之畏之。而文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则是“小人”二字，直让人觉得，中国如果要有个小人鉴定委员会什么的，那会长一定非此君莫属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孙犁的一场论战，在客观上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写作生态，从此心湖不静，咬住牙子作文，欲罢不能，惯性难收。

文事之争，谁对谁错别人不好置喙，但不代表别人没有看法，孰重孰轻，相信看客如我者，心里还是有杆秤的。孙犁先生已经作古，盖棺论定；另一位当事人先生如今亦年过八旬，即使仍然作文，也就继续说说红楼梦之类话题吧，谅也不会自己写出一部准红楼梦来。所以，重温往事，把他们称一称，比一比，还是掂得清的。对于后来者，也当不无裨益。

近来文余，因为闲翻孙犁而留意到这桩公案，因为留意了而有所追读，因为追读了而不免就有些感慨：那种动辄以君子自许以“小人”指斥他人的人，你首先不要把他当君子看；然后，再慢慢看……